最近，在南京收藏家徐先生處，見到一枚玉印（圖1）。玉印邊長2.4×2.4、高2.6厘米，印文“渭之璜”（圖2、3）。從印面可以看出被刻意對角毀壞的樣子，其磨出的二道對角陰線，毀后可能曾被后人嵌銀，年久銀失，一副殘狀。我們知道，在清代文字獄的嚴酷情況下，許多詩、書、畫、印，都有著各自的避諱形式。它應該是那個時代“見證性”的遺物。

那么這枚玉印犯了什么“忌”呢？這就不得不說“渭之璜”是什么背景了。姜太公釣魚的故事是許多人知道的：姜太公，姓姜，名尚，又名呂尚，是輔佐周文王、周武王滅商的功臣。他在沒有得到文王重用的時候，隱居在陜西渭水邊一個地方。那里是周族領袖姬昌（即周文王）統治的地區，他希望能引起姬昌對自己的注意，建立功業。太公常溪旁垂釣。一般人釣魚，都是用彎鉤。但太公的釣鉤是直的，上面不掛魚餌，并且離水面三尺高。他一邊高高舉起釣竿，一邊自言自語道：“不想活的魚兒呀，你們愿意的話，就自己上鉤吧！”一天，有個打柴的來到溪邊，見太公用不放魚餌的直鉤在水面上釣魚，便對他說：“老先生，像你這樣釣魚，再釣一百年也釣不到魚的！”太公舉了舉釣竿說：“對你說實話吧，我不是為了釣到魚，而是為了釣到王與侯也！”這其中當然有太公的抱負，也有對現實的不滿……

而“渭之璜”正是利用這故事說事兒，使用這個印的人也許非常高看自己，他在不滿現實的同時，也在直鉤釣魚，等待另一個周文王，即“璜”，“大隱”待“明君”也。那么也是說“明君”尚未出現，在文字獄的背景下，這當然是犯忌的意思。

在現場，南京金石專家葉伯瑜說，“這個是一個閑章，我對年代的判斷是明末清初。鈕本古，但居然也沒有穿，雖然很有點宋元印的味道，但文字擺在那里，不會再早。印文也很清楚：‘渭之璜’，這個內容也是很清楚的，說姜太公釣魚等待明君出現，也有諷刺‘現時尚無明君’之意。”這樣，我們就自然又想到，朝鮮使臣柳得恭在乾隆五十五年的燕行記錄《灤陽錄》中記載，在北京有一個士人吳照南請人畫了一張畫，上題“石湖漁隱圖”。翁方綱一見就寫了信給他說：“圣世安得有隱？”意思就是說，現在的皇帝很圣明，有才德的人應該是出來，而不會歸隱。所以，這個印在清代應該是屬于大逆不道的。但無論這個印是明，是清，對后來的藏家而言，可算是一件難得的古董。

玉印，在當時也極其貴重，且顯然是文人隱喻藏于其中，也屬難得。葉伯瑜研究后認為，印面上三道對角毀痕的原因，就是“諱”的原因。當然，藏家徐先生以為，這個是當時制作就存在的，圖文結合的印章是有的，但這個印上并不支持這樣的判斷。印文和后面的三條線有時間差，這個能看出來，且如果是設計稿就有，那么，當先有三線再做文字，這樣美觀程度會好很多。

也確實能看出，這個毀壞似乎并不隨意，甚至可說精心之毀。印在徐先生手上，他的觀察是兩溝有嵌銀，中間是虛線。我們沒有辦法通過目測圖片來確實那金屬附著物是原來有的還是坑口其他東西伴生，但中間的虛線是能看出來的，雖然不很明顯。這樣，我覺得這個似乎是離卦?！兑捉洝逢P于這個離卦說得很清楚，非常大吉大利。如果確實是這樣，那么得到的人似乎也意識到問題，需要做一點預備的動作，但并不準備真的毀壞。

因為，玉印本身的經濟價值和一般書籍還是存在很大差異，所以這樣的做法是很折中的。實際清代文字獄，并非所有犯忌諱的書籍都銷毀光了，技術性保存動作是廣泛存在的。而清廷也并沒有一個實際意義上的界定和操作規程，絕大部分時候都是文人自我界定。只要這個玉印不在使用狀態，且不出示敏感的場合或外人，僅僅私下保存的，還是有可能性的。

葉伯瑜說，對“渭之璜”這個印的解釋僅是隨思而就，不一定是最正確的解釋。但在清代文字獄的問題上，也讓我們思考一個問題：對于有文字忌諱的古玩珍寶，當時的處理情況是如何的？這個方面我們一直知之甚少。也許這方印給了我們一點啟迪，讓今天的人們對那段歷史多出了一個深刻探討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