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館藏《星鳳樓帖》局部
　　《星鳳樓帖》全帙共十二卷。一般的說法是，此帖由南宋曹彥約所刻。曹彥約，字簡齋，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薛叔似宣撫京湖，辟為主管機宜文字。累官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府。寶慶元年，擢兵部侍郎，遷禮部，旋授兵部尚書，力辭不拜。以華文閣學士致仕。卒謚文簡。事跡具《宋史》本傳。有《昌穀集》二十二卷、《經幄管見》四卷，都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本。《星鳳樓帖》為曹彥約在宋紹圣三年刻于南康軍(今江西境內)，至其子曹士冕時完成。按《書史會要》，士冕字端可，號陶齋。仕履無考，有《法帖譜系》二卷。也有說法是此帖首先為北宋時的趙彥約在南康所刻，后來在南宋時，曹士冕又重新摹刻。趙刻精緻而一絲不茍，元陳繹曾《翰林要訣·法書》中就曾經說道：《星鳳樓帖》曹士冕模刻本，“工致有余，清而不濃，亞于《太清續帖》也。”但這個說法恐怕是不可靠的。

　　《星鳳樓帖》是在以北宋《淳化閣帖》為藍本的基礎上，增加了一些其他帖和刻石的內容，如帖中的王獻之書就是屬翻刻單煒的襄州刻石。《星鳳樓帖》基本上匯集了歷代各家的書法名品，《王氏法書苑》說它：“雖以眾刻重摹而精善不茍。”每卷前行為帖名四字及某集二字的篆書，下刻有十二地支記數。

　　但據有關記載，“此帖明代已流傳稀少，現恐無流傳，通行于世者系偽拓，與《偽絳帖》等同名，僅將標題改為《星鳳樓帖》。”又據《南邨帖考》所載，《星鳳樓帖》最多不過數卷，就是《碑帖紀證》上所載的也只有十卷(曹士冕刻)。而其現卻有十二卷本，因此很多人懷疑現行本或與原刻本無關，十二卷是偽造本。如張伯英就認》為：“通行本《星鳳樓帖》十二卷，篆書標題，星鳳樓帖以子集、丑集分卷十二，尾云：‘紹圣三年春王正月摹勒上石。’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云：‘曹尚書彥約刻《星鳳樓帖》于南康軍，彥約為士冕之父，士冕曾作《法帖譜系》。’元陳繹曾則云：‘曹士冕刻帖成于曹氏父子之手，在南宋時。’此本乃北宋年號，其為妄人偽造無疑矣。自明王佐《格古要論》誤為趙彥約，后之論帖者遂有趙刻曹翻之謬說。程文榮《帖考》辨之詳矣。其書大都采自《閣帖》及其他宋刻，平原《鹿脯》乃不用宋本而取《戲鴻》、《快雪》之偽墨跡，即此一端，足證紹圣年月毫無影響，與《偽絳》、《偽戲魚堂》同屬清代偽造之帖。原本董香光于明時已不得見，蓋失傳甚久，而今帖肆多有之，其故可知。謬人藏此自矜為北宋拓，語以偽造，彼亦不之信也。”

　　但是，這個說法可能也不一定準確，在寶晉齋原石拓本中的第二卷《蘭亭》后有跋云：“鑱之星鳳樓下，與同志共之。嘉熙戊戌，士冕敬書。”另外，《樂毅論》后面也有曹士冕跋文，由此可證明《星鳳樓帖》確實是曹士冕刻本，它的刊刻時間大概在南宋嘉熙年間。而那種《星鳳樓帖》是趙彥約所刻，現在根據《寶晉齋帖》可以判斷，都是錯誤的，《星鳳樓帖》可以肯定為是曹士冕所刻，至于是不是其父曹彥約首創其事，而直到其子才完成，則不能完全肯定，但《星鳳樓帖》刻于南宋，應該是毫無疑問的。再根據《六藝之一錄》卷二十百六十一的記載：“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于家為石本，而傳寫字多訛舛，世稱為《潘駙馬帖》，單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則曹士冕所刻帖尚不止這一種而已。而曹士冕曾經刻過《潘駙馬帖》，從側面也可以反映出他對于刻帖的熱情。這又可以旁證他是刊刻《星鳳樓帖》的主事者。

　　關于《星鳳樓帖》，在宋代就無完整的記載，但宋時趙希弁所撰《郡齋讀書志》卷五下《附志》中說：“《星鳳樓帖》，曹文簡公彥約家所刻也。”宋趙希鵠撰《洞天清錄》中也說：“曹尚書彥約刻《星鳳樓帖》于南康軍，雖以眾刻重模，精善不茍，并無今人書。”這是當時人記當時事，應該是可信的，因此，我們現在可以認為，過去那種以為《星鳳樓帖》是由曹彥約、曹士冕父子所刻的說法是靠得住的。

　　但此帖宋拓存世不多，明代董其昌就曾經以沒有見過此帖為憾，而明代內府所藏，也并非完本，據《文淵閣書目》卷三記載：“曹氏《星鳳樓帖》，一部一冊”，僅有一冊，說明這個內府藏本肯定是個殘本。此帖宋拓本的罕見也由此可知了。但我們并不能因為此帖在明代罕見而就否認其宋拓本的存在，明初楊士奇所撰《東里集續集》卷二十一“右軍書”條跋文說：“此出曹氏《星鳳樓帖》中，不完，所存者皆右軍書。行書十余帖、草書四帖……而有宋人題跋數首。永樂庚子冬，余過臨淮訪族兄弘璧而得之者也。”根據這段記載，我們可以知道如下幾點，一、楊士奇認為《星鳳樓帖》是曹氏刊刻的；二、《星鳳樓帖》既然是曹氏所刊行，那么，一定是有宋拓本的；三、楊士奇所得帖有“宋人題跋數首”，那也可以證明，此帖一定是宋代所刊行的。

　　《星鳳樓帖》宋拓本精工絕美，明孫礦《書畫跋跋》續卷二中說到：“宋時尚有《星鳳樓帖》甚佳，皆摘取二王佳帖，刻手亦工。”可惜，我們很難有機會目睹宋拓真本。湖南省博物館中，藏有一本《星鳳樓帖》，裝潢特別，是用橘紅色的防蟲紙作裱背的。其與容庚先生的《叢帖目·星鳳樓帖十二卷》作比對，除少數集中的先后順序稍有異外，湖南省博館藏的這本《星鳳樓帖》在內容上還更為全面。因容庚先生在《叢帖目》中所記錄的《星鳳樓帖十二卷》，被普遍認為是明代翻刻本，而湖南省博館藏的這本明顯不同于《叢帖目》的明刻本。這就是說，湖南省博物館的這一藏本有可能是容庚先生也不曾見過的另一種“宋刻本”，而且很可能是原刻宋拓本。當然，這還有待于進一步考證。但湖南省博物館所藏的這個本子，無疑是對《星鳳樓帖》研究的一個極好的補充材料。《星鳳樓帖》刊刻至今已近千年，流傳于世的少有全本，且無論是內容還是前后順序，每本之間幾乎都存在差異，所以，盡力發掘存世的各種本子的《星鳳樓帖》，尤其是可能存在的宋拓本來互相校勘，來最大可能地恢復此帖的原貌，是件刻不容緩也是極有意義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