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趙佶 芙蓉錦雞圖 81.5×53.6cm 絹本

　　在繪畫中，“雞”是歷代畫家樂此不疲的重要題材。至少從宋代開始，便有以“雞”為主題的繪畫流傳于世。直到今天，在畫家筆下，仍然可以見到各種雄姿英發的“雞”的形象。就其原因，不外乎在傳統文化中，“雞”承載著很多的吉祥寓意。早在漢代，韓嬰便在《韓詩外傳》中提出“雞有五德”之說。所謂“五德”，是指文、武、勇、仁、信：因頭戴冠者，所以稱為“文”，有“升官”和獲取功名之喻；足搏距者，稱為“武”，公雞成為武將的象征；敵在前而敢斗，稱為“勇”，如《斗雞圖》即屬此例；見食相呼者，稱為“仁”；守夜不失時者，稱為“信”，俗語有“天雞報曉天下知”之說。若人能具備此“五德”，便是幾近于完人了。所以作為長盛不衰的畫題，“雞”寄托著人們的美好期許。當然，“雞”本身與“吉”諧音，故有“大吉”、“吉祥”之義。現代很多畫家如陳大羽等經常便以大公雞為題創作《大吉圖》，就是取其諧音。

　　明 呂紀 榴葵綬雞圖 200.8×105cm 絹本

　　以“雞”為題材創作的繪畫最早追溯到何時，現在并無明確的年代可考。但從傳世畫跡中，我們發現，早在南宋時期，就有“雞畫”留存于世。畫家李迪的《雞雛待飼圖》作于南宋慶元三年（1197年），畫兩只雞雛，仰頭相望。其畫法工整細致，具宋代院體畫典型風格。如果說該畫是作者隨意所繪，任由觀者深度闡釋的話，到了明清時期的畫家，則是畫家們直接在畫面中傳遞不同的寓意，使“雞畫”本身無需觀者釋讀而立意自明。如同樣是畫雞雛，在晚明畫家梁元柱的筆下，卻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涵義。梁元柱的《雛雞圖》描繪的是一只雛雞佇立于山坡上，作打鳴狀，其題詞畫龍點睛：“一鳴驚人者，雞也，而性善于人，何況未鳴而雛者乎？初音驚人者，幾希矣，龍之潛也。吾儕之未識也，亦道是□矣”，以雛雞而喻潛龍，有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之謂，顯然與干隆題李迪的畫大異其趣。在晚清畫家居巢的《菊下雞雛圖》中，畫的則是母雞率四只雞雛在月下覓食，母雞的仁愛，小雞的活潑可愛以及一派溫馨和諧的畫境躍然紙上。

　　現代 喻繼高 玉蘭錦雞 146×83cm 2001年紙本

　　當然，因雞有“五德”，故在明清畫家筆下，表現得可謂淋漓盡致，其中最為畫家們青睞的題材便是“五德”之首：文（升官）。最早在明代“吳門畫派”代表人物沈周筆下，就出現《加冠圖》。他所繪一只大公雞和雞冠花，是為“加冠（官）”，以寓升官之意。畫面傳遞的信息簡潔明了，披圖可見。可惜該畫現在已見不到了，但我們從清初沒骨花卉名家惲壽平的《仿沈周加冠圖》中，可以看到畫面的基本情況：一只肥碩的大公雞立于草地，旁有雞冠花及壽石、蘭竹。惲壽平題詩云：“錦石叢花絳幘明，五云長向彩毫生。鳳皇樓下朝天客，立馬先聽第一聲”，是為畫面的升官寓意加上了注解，立意更明。此詩乃源自明代“吳門畫派”另一畫家唐寅的《詠雞詩》：“血染冠頭錦做翎，昂昂氣象羽毛新；大明門外朝天客，立馬先聽第一聲”，其詩歌也有“臨摹”之嫌，著實也是一件頗有趣味的事。在清代中期“揚州畫派”畫家李鱓的《加冠圖》中，除描寫大公雞和雞冠花而外，題詞部分則直白地將畫意表達出來：“昔人畫德禽于羅波奢下，名曰加官圖，所以頌士大夫者，至矣。雖有五德，士夫致貴顯，好是懿德與不負畫家期許之意焉耳”，顯然是為了滿足受畫者的喜好而寫。“揚州畫派”的大多數畫家，都是靠賣畫為生，故其畫面需要迎合市場，最大限度地傳遞出畫意所在，反映出當時畫家們創作繪畫的文化語境。不過，在“揚州畫派”之外，很多畫家并不這樣做，他們以繪畫語言透露信息，而不加任何題識闡明畫題，如比李鱓略晚的張敔在其《雄雞花卉圖》中就只畫公雞與雞冠花，題識也只署“干隆三十三年春仲芷沅張敔寫”，但其畫面所表達的“加冠（加官）”之意，仍然是一目了然的。

　　現代 黃胄 五雞 64×66cm 1983年 紙本

　　在“五德”中，還有表現“勇”者，以《斗雞圖》最為常見，如晚清畫家魯瀛山的《斗雞圖》就是寫兩只怒目相視的公雞豎起羽毛，憋足干勁直搗對方，以表現其見敵應戰、威武善斗之性；也有表現“仁”者，如現代畫家石魯的《雙食圖》則是兩只小雞遇食分享、共享美食，凸顯其宅心仁厚的博愛精神；也有表現“信”者，如現代畫家徐悲鴻和王羽儀的《一唱雄雞天下白》是寫公雞守信報時，從不踐約，折射其誠信美德。這些數“德”，雖然是贊頌“雞”，實則是對人的美好期許，是繪畫“成教化助人倫”教育思想的一脈相承。因而相比較其他題材的繪畫，其感化與說教的功能似乎要遠遠高于其藝術性。

　　顯而易見，在“雞畫”中，因“雞”的諧音，故多有繪“雙雞（雙吉）”者，如“嶺南畫派”畫家高劍父所繪《雙雞圖》即是如此。高氏尚在畫上抄錄唐寅的《詠雞詩》：“頭上紅冠不用裁，滿身雪白走將來；平生不敢輕言語，一叫千門萬戶開”，預示其吉祥之意。即使只繪一只特立獨行的雞，也會被解讀為“大雞（大吉）”，而雞與牡丹并列于畫中，則有富貴吉祥之意。總之，無論“雞”與何種題材組合，都會被賦予吉祥之意，這是“雞畫”在生肖畫中的特殊之處。

　　清 任伯年 牡丹雙雞圖 148.5×39.8cm 1891年紙本

　　毫無疑問，這些不同構圖、不同組合、不同題詞的“雞畫”，是被人為地過度解讀。正是這種千篇一律的解讀，恰好反映出人們對吉祥的期盼和普遍的審美傾向，是文人繪畫與大眾文化相融合的象征。作為吉祥文化的象征，“雞畫”既受到大眾的追捧，更受到文人墨客的激賞，從宋、明、清職業畫家如李迪、呂紀、任伯年到明清文人畫家沈周、程嘉燧、李鱓等，甚至到近現代的陳師曾、齊白石、徐悲鴻、石魯、陳大羽等，都創作過無數的“雞畫”。作為花鳥畫的重要組成部分，“雞畫”的功能性已經超越其藝術價值，是世俗文化在繪畫中的呈現。如果從這個角度來審視“雞畫”，也就不難理解其在畫史中的比重了。

　　（作者朱萬章：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