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苦禪（1899-1983）
 

　　我們有“群眾運動”的傳統(tǒng)，表現(xiàn)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如“廣場舞”“搶黃金”“超前藝術(shù)”“天價炒作”“打雞血”……良莠并存。幾十年過去了，各種追求的“劇目”也如“你方唱罷我登場”一樣，演得差不多了。比如“收藏熱”經(jīng)過幾十年的篩選，有許多人已經(jīng)成“家”了。苦禪先生一生多磨難，一輩子盡幫別人鑒定了，自己沒錢，卻也有收藏，盡管都是當時不值錢的東西，收藏的品位卻很高。他也不在“收藏家”的名列，但對收藏文物自有觀點。

　　他說：“天下收藏文物古董有兩種藏法：一是富藏，二是窮藏。富藏好說，有的是錢，聽什么稀罕、瞧什么貴就買什么，一般賣假古董的多半是騙這種藏主，騙多了倒把人家騙成了內(nèi)行，人家花大錢練成了鑒賞家；窮藏就是不憑市價貴賤，不盲目人云亦云，全憑自己的學識和鑒賞眼力去尋找藏品，這種藏法不必多花錢也能收來好東西。”

　　那么，什么樣的藏品是“好東西”呢？他有自家之見：“稀世之珍、名人手跡、三代重器、名窯瓷器之類，是人家皇上大內(nèi)和富貴藏家的東西，好則好矣，只是老百姓們難得有緣染指。我們說的有些‘好東西’，不但是文物本身可珍可貴，更可讓子孫萬代看著它油然而生愛國之心，立不忘國恥之志，雖其身價不及大內(nèi)珍寶，但其生發(fā)之長遠意義，當遠在大內(nèi)珍寶之上，不可不留意收藏、仔細整理，可別任它們自生自滅，或塞在那里無人認識。”今且以他收藏的幾件小物件做個說明吧。

高其佩《墨龍》
 

　　按：高其佩是自唐代王洽以指掌作“指墨”書畫以后畫史上最著名的指畫大師，尤以善畫云龍著稱。但其所作多為中、小幅，八尺大中堂極為罕見，此幅八尺之云龍中堂當為海內(nèi)僅見。當年苦禪先生以剛領到的一月薪金買下此畫，興沖沖回家之時，發(fā)現(xiàn)家中已無糧米……

　　（一）咸豐官票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發(fā)明紙貨幣的國家。早在宋代就出現(xiàn)了稱做“交子”的紙幣，可用它在指定錢莊兌成銀錢。先父收藏的紙幣中有一張“咸豐五年七月初八日”發(fā)行的“足色銀壹兩”的“戶部官票”，系用皮紙木版水印。幣背面有過手人的畫押與印信標記。先父曾不止一次地取出此票來給我看，并感慨良深地說：“自道光起到宣統(tǒng)遜位，咱們中國是個‘弱國無外交’的地位，哪個外國強盜都敢來打我們，每次來又殺中國人又割中國地，掠中國珍寶，可還要中國賠他們款，一賠就是以萬萬兩白銀來計！你知道，在前清，一兩銀子的價錢可比現(xiàn)在貴多啦！我小時候花銅子兒那年月可見不起銀子呀！要不然怎么一兩銀子也夠資格寫在銀票上，唉！這咸豐五年——1855年正是鴉片戰(zhàn)爭（1840年）國恥15周年紀念呀！”

　　（二）《好大王碑》

　　此碑建立于公元414年，屹立于鴨綠江我國一側(cè)的吉安境內(nèi)。此碑甚巨，系火山巖制成，鐫刻文字甚多，是研究中、朝、日三國古代關系史的不可或缺的珍貴史跡。但在國外，有少數(shù)“考古專家”曾對此碑文做出過不利于維護相互尊重領土主權(quán)完整之原則的片面解釋與“考據(jù)”。先父與同志者自然不能與之茍同，一直留意此碑之研究動態(tài)。可是，由于此碑發(fā)現(xiàn)甚晚（約清光緒初年），且碑體附著物很多，故極少好拓本，早拓且好的拓本而又能保持整幅（未裁裱裝冊）者尤為稀少。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竊據(jù)東三省時曾完全壟斷了對此碑的一切權(quán)力，不準中國人與朝鮮人染指。抗戰(zhàn)勝利后內(nèi)戰(zhàn)又起，世人無暇顧及此碑。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始將《好大王碑》并周圍古跡——古高句麗王室成員墓群等列入重點保護文物，除少數(shù)經(jīng)有關部門批準后拓成的資料之外，再無私人拓本，故此碑拓本益顯珍稀。

　　對此碑，世間收藏古碑帖者多不重視以上內(nèi)容，對其書法的特殊藝術(shù)價值也未給予應有的評介，甚而不列入名碑法帖之中。但先父自20世紀60年代初就留意搜集此碑的拓本與有關資料。在我們父子的努力之下，先后搜集到此碑整幅原拓本一套（四幅），系早期的“鍋煙子”拓本；裁裱成冊的原拓本一套（兩函四冊，其一有先父親筆題簽）；民國初年石印縮小本（整幅）一件（有先父親題）；民國初年石印中縮本（依裁裱本印制）兩冊，其一封面有先父親題，所題內(nèi)容是：“近方研究《好大王碑》，巧遇縮小本，益感對校便利，幸甚幸甚！嘗謂北京為全國人文薈萃中心，茍致力諸學術(shù)，有所征求文獻資料，稍經(jīng)常留心無不附合愿志者！辛丑（1961年）秋八月苦禪即識。”“字完整，尚少缺泐，或是初（‘明’字點除）拓。此碑拓工多粗率，裱工多顛倒行誤等等，實則字行尚未甚殘泐也。燕兒購于廠肆。壬寅（1962年）正月禪記。”

　　先父多次說：“我一輩子多少次要親自去吉安看看‘好大王碑’，不光喜愛它古拙豐厚的書法，更關心它的有關內(nèi)容……好好研究它，不但對發(fā)揚書法藝術(shù)有利，也對國家領土疆域歷史的研究有利。可惜我沒機會出關（山海關）啊！”我一直記住先父的這個未竟之愿。1992年，趁應邀赴渾江市講學之機，我造訪了久已神交的“好大王碑”，有幸被允許在大碑前留影，頓覺碑側(cè)不止我一人，還有教我“愛國至上”的父親。

明 周東邨《山水》 李苦禪紀念館藏
 

　　按：周東邨是唐寅之師，而后唐寅成就與名聲大逾其師，甚而周東邨為弟子唐寅代筆方利于出售。有人問：“您的弟子為什么比您畫得好？”周答道：“因為他比我多讀了五車書。”（按：古人形容有學問者“學富五車”）李苦禪經(jīng)常講述這段故事，用以鼓勵學生們不僅在書畫上下功夫，還要多讀書，加深文化修養(yǎng)。

　　（三）古埃及文物

　　古埃及文物是何時何人最早帶到中國來的？這個問題是許多涉足史學者不易回答的。先父在40年代初亦留意此事。當時他了解到，清末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端方（陶齋）作為一位文化素養(yǎng)很高的外交官，曾利用出使各國的機會，不僅把許多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買回來，還頗有眼光地購回一些流散的外國文物，其中即有埃及的文物，還有他親手拓的埃及古石刻的拓本（須知當時外國人還不懂得拓印石刻技術(shù)）。

　　或是有緣，先父即從舊書肆中以少許書資購得陶齋攜回國的文物清單冊，系石青封面線裝本，簽題“陶齋所藏石刻”六字，冊內(nèi)系朱絲欄本，手寫楷書有“前清……”字樣，足見系民國初之人所書。先父曾據(jù)此冊搜覓埃及實物數(shù)件，其中有清單所載“埃及小瓦人八個”之中的兩個，贈予徐悲鴻先生，可惜失于戰(zhàn)亂。有埃及石刻拓本數(shù)軸，亦失于“文革”浩劫。劫后幸存的尚有清單冊所載“埃及印十三件”中的一件，綠色蜣螂鈕古印，印面系古埃及文字。還有埃及古石刻拓片一冊（裝裱冊頁，楠木面底），冊末尾有端方自跋手跡，拓本中最精者，為一具石人的正背兩面之拓片。

　　先父認為，清末之時中國與埃及皆屬受外國列強凌辱之國，端方尚能于出使之暇不忘對古老文化的研究，不忘搜集流失的祖國文物，此功不可沒矣！他對埃及文物的流失不無慨嘆地說：“國家弱了，祖墳（金字塔）也叫列強們挖了！大件的人家弄走啦！小件的也弄到小市上亂賣啦，還叫文明古國嗎？”

　　（四）民國元年紀念墨

　　談玩古墨，多是講究“古”與“名”，區(qū)區(qū)民國年的墨是難以“入品”的。但先父很看重兩錠偶然之機用10元錢買來的民國元年紀念墨。此墨包金皮，正面是交叉的五色國旗與革命軍旗，下方有藏頭詩一首：“胡越一家，開我民國，文德武功，造此幸福。”橫念首字是“胡開文造”。墨的背面是革命軍在麗日之下升旗的威武場面，墨兩側(cè)文字是“中華民國元年”與“徽州休城胡開文按易水法制”。兩錠之中一錠是只包金皮而未及上色的半成品，另一錠已填色成品，下方少許磨掉一些，幸未傷及詩字。先父說：“此墨不可僅當墨來對待，它是了結(jié)封建歷史的一場大革命的紀念物，可惜這場革命好景不常，接著又是軍閥混戰(zhàn)，走馬燈地換總統(tǒng)，照樣雞犬不寧民不聊生……這‘革命’跟這兩塊墨似的，半拉子貨呀！等不及上色就紀念完啦！”

明 黃道周草書 李苦禪紀念館藏
 

　　按：李苦禪早年即愛黃道周書法，晚年仍不時臨摹之，視其為一代大家。

　　（五）日寇紀念牌

　　李苦禪先生一生愛憎分明，立場堅定。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了七七事變。平津立遭淪陷，當此國難當頭之際，苦禪先生毅然留在北平，并且參加了地下抗戰(zhàn)工作，成為“八路軍冀中軍區(qū)北平情報站”的一名情報員，以名畫家的身份作掩護，搜集傳遞日偽情報，發(fā)展抗日組織，轉(zhuǎn)移革命同志，為太行邊區(qū)的白求恩醫(yī)院購買急用藥品。這一切工作都隨時會遭到殺身之禍，但他不怕，因為他刻骨仇恨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侵略。

　　他存有一個日寇制作的“紀念牌”銅鑄鍍銀，直徑5.4厘米，重100克，正面浮雕為沖破八角邊兒的日寇戰(zhàn)機，下為華北的山岳長城與交通路徑地圖。文字為“支那事變紀念，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此牌背面是一個全副武裝、握著步槍的鬼子兵，正踏過象征華北農(nóng)田的高粱和長城，地下俯臥著一位背著大刀的中國士兵。日寇的強盜氣焰十分囂張！苦禪老人向晚輩說：“這是敵寇的罪證，留著它可以不忘國恥！”

　　在我9歲的時候家父就帶我去逛地攤，踅摸著看些古舊東西，還給我講些相關的知識，當時由于家里生活很艱難，即使省吃儉用，也沒多少錢可以買古董。但是，當年“反封建”的社會風氣下，古物很賤，因為它們都是“封建剝削階級的東西”。所以，家父趁此良機在60年代之前買了不少好東西，如花20元買的明王鐸草書大條幅，花十幾元買的明黃道周、張瑞圖的草書條幅、唐寅老師周東邨的山水，花25元買的清中期全硬木雕云龍牙子八仙桌，最貴的是花了一個月工資買的清乾隆年指畫大師高其佩的巨幅中堂《云龍圖》……印象中家父的書畫等古董收藏品有200多件。在古書被當成包裝紙和廢紙?zhí)幚淼哪暝拢质詹亓藬?shù)百種書籍和500多種古碑帖拓本，時常拜讀觀賞，又拿予學生當教材來宣講。可惜的是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多被“造反有理”者們抄掠，幸而“文革”結(jié)束后，尚有一些從抄家物資庫中和抄沒國賊康生的家里認回，上面所提到的即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父親仙逝后，母親李慧文代表全體親屬，將劫后幸存的家存字畫文物與父親的最大幅作品以及各時期作品等400多件無償捐獻給國家，永存于濟南趵突泉公園內(nèi)的李苦禪紀念館內(nèi)，長期陳列與眾共享，因為苦禪老人常說：“文化人收藏文物一是為了系統(tǒng)保存它，勿令失散，被不懂其價值者毀壞。二是為了用作自己摹習的教材，咱不是開古董鋪的，不為待價而沽轉(zhuǎn)手獲利。將來的歸宿還是國家，國家有條件保管，又能展覽給群眾看，看看咱們祖先的高超文明。”老人又常說：“什么叫文物？文化人創(chuàng)造之物就是文物，它未必都值錢，曹先生的《紅樓夢》沒寫完，就窮死了！一篇手稿都沒留下來，日后連手抄本都值大錢，后人才發(fā)現(xiàn)它有價值，咱說的價值是文化價值。”

　　此外，苦禪老人也認為：“有些古字畫并非真跡，它畫得好，價錢很賤，也可以買來當學習資料用。有的碑帖原拓本很貴，但翻刻本挺不錯，比如《晉唐小楷帖》《吳天發(fā)神讖石刻》《漢婁壽碑》等也可買來觀賞摹寫，尤其是不少古石碑早已毀了，后人又依原拓本摹刻，又讓它傳世數(shù)百年，這種拓本也很珍貴，極有文脈價值，但有人把這叫‘贗品’，咱沒當真跡、原拓本去賣，咱叫它教材。特別是善本書極貴，我只買翻印的、影印的，目的是為讀它。更有些文人沒錢出大本套、好木版、精刻工的書，只出些小本的刻工一般的書，只印百十套分送知音同好，價很賤，但內(nèi)容都很有特殊意義，絕非《永樂大典》《四庫全書》之類可以替代，為了治學，我挺愛搜羅這種不值錢卻有文明價值的書。”

　　我今年74歲了，頭一次賤價買文物是在9歲。我家住處離朝內(nèi)大街不遠，那里曉市地攤不少，雜七雜八什么東西都有，也不講究分類。一天我發(fā)現(xiàn)有一個破爛手卷，打開一看是書法，寫得挺好，我想買回去當字帖摹寫，一問價“五千塊”（合新幣五角），我說：“我是個孩子，兜里只有兩千。”對方說：“拿去吧！”于是興沖沖捧回家來，父親一看樂了：“這是宋朝大書法家黃庭堅的呀！但它是清中前期的鉤填本，如果原先的真跡沒了，它可是僅次真跡一等呀！我拿給你齊爺爺看，他老人家準喜歡！”幾天后，父親從白石翁那里取回了此卷，一看，齊翁在卷首處題寫了四個篆書“山谷墨妙。壬辰九十二歲，齊白石題”。鈐印“悔烏堂”“白石”與“齊璜之印”。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參與制造的文物”，不亦樂乎？

王鐸草書  李苦禪紀念館藏

清代  硬木雕龍云龍 八仙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