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每一件藏品都是穿越時空的產物的話，那么，今天它能夠被我們的藏家碰逢而收藏，就是一種美麗邂逅、不期而遇。

　　或許，在有些人看來，藏品不會說話，藏家與之相遇，將其攬入囊中，通常只是基于增值的考慮，此言可謂差矣。暫且不說，一件藏品與其收藏者“遇見”本身就是一種緣分，單是附著于藏品的歷史訊息、工藝格調、文化意蘊、審美情味等，就足以讓那些傾心于文化收藏的藏家欣喜若狂。

　　對一個真正的藏家而言，“遇見”一件心儀的藏品，恰恰是藏品所具有的還原真相和“開口說話”的特性，令其愛憐有加、歡呼雀躍。不錯，一件大開門的藏品，從藏家與之“遇見”的那一刻起，他們之間就有了如數家珍、娓娓道來的“對話”。著名鑒賞家楊仁愷先生生前曾經告訴我，當年從多件疑似《清明上河圖》中鑒定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為真品時，就是因為他打開畫圖，盡管只是很小一部分，他立馬就覺得有一種“似曾相識”的“遇見”感——從他的揮之不去的情感記憶里，從《清明上河圖》構圖細節的信息眼神中，從雙方的相互吸引交流上，他深信不疑。事后，也證明楊仁愷先生的鑒定是準確可信的。

　　當一件藏品展示在參觀者面前時，也未嘗不是一種“遇見”。就如上述《清明上河圖》，對于廣大觀眾而言，是中外畫壇的極品，它除了具有畫家細致的筆觸，優美和有深意的構圖等藝術的審美意義外，我們還須看到繪畫者張擇端“如社會學家般的對社會和人文的深入解剖，工程師般的對建筑、車船的精準和確實表達”。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清明上河圖》不僅僅是一件藝術品，它也是一部歷史，是人類文明史上重要的一卷。或者說，是中國城市發展史中重要的一卷。

　　眾所周知，中國城市的出現，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800年的龍山時代。而中國文明史和城市發展史上劃時代的變化首先出現于北宋。正如學者薛鳳旋所指出的那樣：“由北宋都城汴京領銜，中國城市工商業開始長足發展，市民階層逐步形成，大眾文化與娛樂在城市涌現，這就是一個新經濟、新城市化以及新型的‘商貿城市’的出現。這個發展過程始于五代末，經過北宋近150年的歷程而變得成熟，并因此而開創了以后近1000年的中國文明和城市發展新方向。”這樣的“遇見”，《清明上河圖》所要告訴我們的除了它知道的，也還有它本身不知道的諸多背景信息。

　　一個藏家一旦“遇見”自己一見鐘情的藏品，只要擁有“跳一跳，摘到桃”的經濟實力，相信他一定會千方百計予以收藏。大收藏家張伯駒一生收藏和向國家捐獻了那么多的珍貴文物，其時為了防止這些文物流到海外，最后他與夫人潘素一起竟然變賣家當和首飾去購回即將流失的珍貴文物。其對這些珍貴文物的敬畏和鐘愛，從中可見一斑。

　　本源意義上的“遇見”，并非雙方單純的相遇相見，而是指有著“心有靈犀一點通”而“非你莫若，非你不嫁（娶）”的相互傾慕。就此而論，有人即便有相當的經濟實力，但假若沒有收藏眼光，也是很難“遇見”讓人怦然心動的藏品的，或者說，一些原本應當入你法眼、為你擁躉的藏品，也就成了你漠不關心的匆匆過客。想起1955年，黃賓虹夫人遵照黃賓虹遺囑，當年將他的數千件畫作、手稿以及藏品予以捐獻時，竟然沒有單位愿意接收。最后，在一位領導的過問下，博物館才勉強收下。對于包括博物館在內的一些文化單位來講，其時竟然不愿意接收黃賓虹的畫，除了是眼光的問題外，還能是什么？

　　能否“遇見”心儀的藏品，不僅取決于眼光，有時也還取決于人的覺悟。前不久，故宮博物院在京舉辦追思會，追思緬懷何剛這位默默無聞為中國文博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無私捐獻者。須知道，這在故宮博物院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原來，32年前，一位農民何剛將從自家院里挖出的19件珍貴文物，悉數捐給故宮博物院。或許，初與19件珍貴文物意外“遇見”，何剛對其的身份還并不是最了解，但他心里一定明白這些文物屬于國家，自己一定要盡快上交國家。正是從這種保護國家文物的樸素情感出發，他承受著家庭經濟的極度困難，更是拒絕了文物販子高價收購的誘惑，立即赴北京上交文物。支撐何剛的捐贈行為，就是他對于地下文物保護的高度自覺。或者說，他當年的捐贈，就是為了讓更多的人能夠跟這些被發現的地下文物“遇見”。于是乎，32年后，當聞悉這位河南省周口市商水縣固墻鎮固墻村的54歲農民何剛，因在石（石家莊）濟（濟南）客運專線工程工地打工，一臺龍門吊在拆除過程中發生傾覆而令其不幸遇難后，故宮博物院不僅為他開了追思會，而且再次向其家屬提供10萬元的困難補助。

　　故宮博物院的做法，在體現對何剛尊重的同時，其最終目的就是為了保護更多的何剛們因“遇見”而捐贈的積極性——說到底，故宮博物院本身不僅僅是為了保存文明而存在，也有責任向全社會示范何為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