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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美術史上的“社團現象”

2018-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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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許志浩《中國美術社團漫錄》等相關資料的不完全統計,民國30余年中,全國各地及海外留學生組織的各級各類美術社團就多達300余個,這在幾千年的中國美術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為數眾多的美術社團的存在及其活動,對民國畫壇格局產生了近乎決定性的影響。

  民國初期的畫壇,上承清代“以地別為派”的余緒,以大城市為中心,形成了地域性的繪畫群體。就全國而言,民初有三大繪畫重鎮,即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地域性繪畫集群與繪畫流派的形成,與繪畫社團的大規模涌現是分不開的。

高劍父  《英雄獨立》 1930年作  175.5×59厘米  設色紙本

高劍父  《英雄獨立》 1930年作  175.5×59厘米  設色紙本

  款識:時杰老兄鑒政。庚午秋月,春睡畫院燈下。劍父。

  鈐印:肖形印、劍父

  畫面中,一只蒼鷹棲于樹枝之上,以一種俯視的姿態睥睨蒼生,張力十足。作品糅入了典型的西方繪畫技法,在明暗、空間及透視關系上都有所表現。

  說到京派繪畫集群,人們馬上會想到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中國畫學研究會和湖社畫會這樣的繪畫社團組織。海上畫派則成員眾多,名家輩出,曾先后出現了海上題襟館金石書畫會、豫園書畫善會、宛米山房書畫會、清漪館書畫會、東方畫會、天馬會、晨光美術會、藝觀學會、蜜蜂畫社、中國畫會等上百個畫會組織。而地處南方的廣州,最早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禮,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陣地,高氏兄弟與陳樹人等人的努力,為廣州在近代畫壇贏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以“清游會”“春睡畫院”及“國畫研究會”為大本營,分別形成民國嶺南畫壇上新舊兩派藝術力量,他們彼此間的矛盾與斗爭,共同推進了嶺南繪畫藝術的發展。可以說,正是這些林林總總的美術社團,共同構筑了民國美術發展的總體格局。

1934年宣南畫社成員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的合照

1934年宣南畫社成員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的合照

  成立于1915年的“宣南畫社”,是民國初期北京最早出現的美術社團之一。其建立時間早于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中國畫研究會,為民國初期北京美術社團的創立開創了先河。

  民國美術社團大量涌現的原因

  民國時期美術社團大量涌現,是近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一,政治原因

  從政治層面看,劇烈的政治變革讓文人學者及書畫家們無所適從,大批從滿清政治舞臺上退下來的前朝官僚和仕途受挫的文人,紛紛轉而成為專業的或“票友式”的書畫家,以書畫自娛或謀生。而面對國家民族的危亡,個人政治前途的迷茫與失意,民國時期的書畫家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渴求政治和藝術上志同道合的知音,更渴望在自己的組織內討生活,書畫家們結社組會的愿望也就更加強烈。此外,近代兵燹戰亂之中,大量珍貴書畫文物遭受破壞紛紛流失,這也是促使畫家結社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們希望借助社團和群體的力量,在動蕩時局下,最大限度地保護古書畫文物。

  如上世紀20年代初,吳法鼎等人在北京創辦“古藝術保存會”,其主旨就在于“藉以研究和宣傳中國古代藝術的價值,呼吁當局和廣大民眾珍視文物,保護文物”。1924年由黃賓虹、王震(字一亭)等人發起成立的“上海中國書畫保存會”,更是以保存書畫為己任。該會成立之初就針對“日人對我中華國粹,幾購買一空,流于東海,不可勝計”之嚴峻形勢,呼吁和號召國人“無論何國人士,以重價購我國粹,一概勿賣,籍資保存”。

王震  《東坡試履圖》 1921年作  108×38厘米  設色紙本

王震  《東坡試履圖》 1921年作  108×38厘米  設色紙本

  款識:東坡居士試履圖。辛酉孟夏,白龍山人王震寫于海云樓。

  印鑒:一亭五十后作。白龍山人。來蘇樓。海云樓

  王震是“上海中國書畫保存會”創始人之一,他中年以前學任伯年畫法,作品的題材和風格酷似任伯年,中年以后畫風轉向吳昌碩,晚年將任和吳的風格融為一體。 因而他的作品既師法任伯年的傳統,又得吳昌碩的筆墨,尤其是佛像和寫照自成一家。

  抗戰爆發后,原先美術社團比較集中的北京、上海、杭州、蘇州、南京等地相繼淪陷,許多社團活動被迫停頓或在無形中解散,包括書畫家在內的大批文化工作者紛紛西遷,疏散到西南、西北等地。為支持和宣傳抗戰,重慶、延安等地興起了數量眾多的木刻和漫畫團體,這些美術團體,既推動了美術創作的繁榮,又為抗日救亡運動做出了卓絕的貢獻。

  二,經濟原因

  民國美術社團的大規模涌現并呈較為集中的地域分布,經濟因素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近代絕大多數美術社團集中分布在滬、蘇、浙、粵等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這些地區的大中城市都是商賈云集的富庶繁華之地,而抗戰爆發前,西南、西北等經濟欠發達地區則絕少有繪畫社團的組織與活動。

  其中上海一地美術社團的數量占據近代美術社團總量的三分之一還要多。上海自開埠以后,新興的商業資本家和官僚買辦熱衷于書畫及古玩的收藏,于是,一個潛力巨大的書畫藝術市場吸引著全國各地的書畫家前來尋求發展的機會。

  希望在上海淘金的書畫人士眾多,但對一般的書畫家來說,想要在名流云集的十里洋場揚名立足,又談何容易?在這樣的情勢下,客觀上也需要有類似商業行會的社團組織以保障書畫家的切身利益。由是,美術社團恰好充當了書畫家和書畫市場之間的橋梁和紐帶。通過加入社團組織,會員間的交流與切磋,既有助于提升他們的藝術水平,提高知名度,擴大社會影響,又可以從多個渠道獲取市場信息,從而達到推銷自己的目的。而數量眾多的美術社團的成立,又反過來繁榮和活躍了書畫藝術市場。

  三,文化原因

  美術社團的大量涌現,是近代中西文化全面沖撞融合的產物。近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復雜性,也決定了文化因素對美術社團發生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首先,傳統文化及國粹沉淪之刺激,是民國美術社團大量涌現的文化誘因。20世紀之后,一向被人們視為國粹的傳統美術卻在西方文化藝術的沖擊下節節敗退,這深深地刺痛著書畫家們的民族自尊心,同時也激發了他們重振書畫藝術,以文化救國的決心和勇氣。

  1920年成立于北京的中國畫學研究會,是北方地區規模最大,影響最著的繪畫社團,關于其成立初衷,《中華民國三十六年美術年鑒》說:“繪畫為東方文化之一,我國具有悠久昌明之歷史,自清季斯道中衰,民初日趨荒落,國際博覽,有所征求,輒無以應。周肇祥、金紹城因與同志賀良樸、陳衡恪、蕭愻、陳漢第、徐宗浩、陶瑢等,共謀挽救與發展,乃有中國畫學研究會之發軔。”1923年9月,“南北藝術界諸君,感于無大規模之集合,不能有偉大之建設”,因而組織全國性的藝術協會,其《成立宣言》稱:我們在四千年前便氣韻生動的雕刻和繪畫,然而現在,歐西藝術經過中世紀一場悠久的迷夢之后,他們的覺醒比我們先了四五世紀。中西古今對比之下,就有了強烈的心理落差,也自然意識到“這是我們應該覺醒的時候了”。1930年由鄭午昌、謝公展、賀天健等人發起組織“中國畫會”。關于該會的成立,《民國十九年中國畫會緣起》一文中說:“在今日世界文化比較之情勢下,無處不予我人以慚怍與憤奮之感覺。尤以我畫界零落之衰象,而使我人益覺來日責任之重大,不能遷延茍且以相推委……日本為我國文化之猶子,雖格于其天性系統之差別,猶未能深肖,而其在國際文化上之宣傳,每每以東方藝術主人翁自居,此最足使我人難避不自振作之誚者也。”

陳師曾 《芭蕉秋菊》  立軸  132×32.5厘米  設色紙本

陳師曾 《芭蕉秋菊》  立軸  132×32.5厘米  設色紙本

  款識:秋風起,秋云委,芭蕉綠褪心未死。又看野菊到重陽,籬前黃昏殘醉里。朽道人自題。

  鈐印:朽道人、師曾、別存古意

  陳師曾是“中國畫學研究會”創始人之一。在文人畫遭到“美術革命”沖擊之時,他高度肯定文人畫之價值。他撰寫的那篇《文人畫之價值》的文章成為評價和理解文人畫的重要標尺,同時也體現了陳師曾自身所追求的藝術理想。

  其次,近代學校美術教育的興起與發展,為繪畫社團的大量涌現提供了堅實的人才保證。1906年,李瑞清在兩江優級師范學堂創辦高等師范院校第一個美術系科——圖畫手工科,開設中西繪畫課程,揭開了近現代高等美術教育的序幕。自此以后,師范院校的美術教育以及各級各類專門的美術學校相繼開辦。清末民初至新中國成立30余年間,全國各地有各級各類私立專門美術學校及美術補習班近50所。國立的專門美術學校“北京美術學校”和“國立藝術院”也相繼創辦。學校美術教育的快速發展,培養了大批專業美術人才,為美術社團的勃興提供了豐富的人才資源。綜觀民國美術學校與美術社團的發展,二者雖不完全同步,但卻有著驚人的一致性。美術社團發展的鼎盛期,差不多也是學校美術教育發展的高峰期,美術社團集中的區域,同時也是美術學校集中的地區,這絕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歷史的必然。

  再次,報刊雜志等近代傳媒的發展為繪畫社團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輿論影響和傳播途徑。美術社團最新的組織動向、最近的活動情況、社員最新的創作和研究成果,都可通過報刊雜志等近代傳媒及時地播向社會,從而大大加強了美術界與社會各界的交流互動,迅速地樹立自己的藝術形象,最大限度地擴大社團在美術界以及整個社會上的知名度。可以說,如果沒有報刊雜志及近代傳媒的繁榮與發展,民國時期相當數量的美術社團恐怕早就為歷史所湮沒,也就不會有近代美術史和文化史上如此精彩的社團現象的出現了。

  民國美術社團的主要活動與貢獻

  為實現保存國粹,發揚國光的宗旨,各個美術社團開展覽、辦刊物、興演講、派留學,競相開展多種多樣的藝術活動,為民國美術的繁榮與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第一,積極舉辦美術作品展覽會,促進了民國美術創作的繁榮。如20世紀20年代活躍于上海的兩個著名的美術團體天馬會和晨光美術會多次舉辦過大型的美術展覽會,當時影響甚大的《申報》,對歷次展覽盛況都進行了較詳細的報道,引起畫壇和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

  北京著名的美術團體中國畫學研究會和湖社畫會也積極籌辦展覽會。據《中華民國三十六年美術年鑒》記載,到1947年,中國畫學研究會舉辦的成績展覽會有25次之多,與外國聯展多次。湖社畫會自1927年到1932年,每年舉辦一次成績展覽會,部分出品刊于《湖社月刊》上,展覽期間還進行作品買賣。 1927年,該會在北京舉辦“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展出名畫,幾乎包羅畫史上的代表人物。

金城 《臨盛子昭漁樂圖》 1919年作 立軸 131.5×54厘米  水墨紙本

金城 《臨盛子昭漁樂圖》 1919年作 立軸 131.5×54厘米  水墨紙本

  題識:白石。鈐印:借山翁(白)

  金城乃湖社精神導師,其作品以仿古、師古為主。此幅作品采用傳統的遠山近樹石的構圖方法,流露出中國畫傳統的三遠表現形式。摹古之氣濃烈。金城到了晚年有些寫生之作,比之前期的臨摹作品,顯得富有生氣。

  1930年代繪畫團體的展覽活動更加頻繁,北京、上海、廣州、杭州、蘇州、南京等地都異常熱鬧。事實上,為鼓勵社員的創作和研究,展示會中實績,幾乎所有的美術社團都舉辦過各類性質不同的展覽會,有今人作品展,有古代名畫展;有社員精品展,亦有社員習作展;有單個社團展,亦有多個社團聯展;有本埠展,亦有外域展;有定期展,亦有不定期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說,“有藝術社團的地方,就有美術展覽會,這已成為民國時期美術運動的一種規律性的現象”。

  第二,大力引進和介紹西方美術,推動了中外美術的交流。民國諸多的美術社團自發起成立后,都以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大力引進西方美術,開展多渠道的中外美術交流。

  通過派遣會員出國留學或考察的方式引進和傳播西方美術,是民國諸多美術社團都很重視的活動。如1921年晨光美術會會員張聿光、朱應鵬二君赴日本考察美術,該會專門設宴歡送。張、朱二人在日期間,參觀博物館、展覽廳,走訪學校、美術商店,拜會日本美術名家,對日本美術之展覽、創作、教育、收藏和研究等作了全方位的考察,并由記者出身的朱應鵬寫成《日本美術之觀察》的考察報告,發回國內由《申報》予以連載,為晨光會員及廣大民眾了解日本美術之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在近代中日美術交流史上做出了卓越貢獻。還有些社團以演講會、座談會等形式,安排對西方文化和西方藝術多有了解和研究的會員做專題講座,通過多種渠道向會員和民眾普及西方美術知識。

張聿光 《荷塘獵趣》  立軸  176×46厘米

張聿光 《荷塘獵趣》  立軸  176×46厘米

  鈐印:山陰張氏、南軒后人

  張聿光是晨光美術會會員

  多數由社團發行的期刊,也以介紹西方美術創作和研究的狀況及動向為職志。如《湖社月刊》《晨光》《國畫月刊》《藝風》《亞波羅》等美術刊物都對西方美術予以極大的關注,為國內美術家了解國外美術發展狀況提供了方便。此外,不少美術社團及其成員還以舉辦展覽的方式,積極與國外藝術界進行廣泛交流與合作。他們或是主動走出去,將繪畫展覽會開到域外;或是大力引進來,邀請外國畫家來華舉辦中外聯合繪畫作品展覽會。如,中國畫學研究會1922年至1926年先后舉辦過4次較大規模的中日畫家聯合畫展,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湖社畫會也與日本、比利時、法國等國家多有藝術上的往來。總之,民國美術社團積極開展中外藝術交流,顯示出其開放性特征及世界眼光,為提高中國繪畫在國際藝壇上的地位及加強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三,創辦美術刊物,深化了美術理論與美術史學的研究。為宣傳、推廣自己的藝術主張,展示成員風采,民國時期絕大多數的美術社團都有自己的刊物,用以刊登會員作品及理論研究成果。而且,由社團編輯發行的刊物是為宣傳本社宗旨和藝術主張直接服務的,因此,一般都有一個對美術及其發展的基本觀點,并以之作為辦刊宗旨。這些專門性美術期刊的出現,改變了傳統美術相對封閉的創作和研究方式,適應了現代學術發展的要求。它一般有較為固定的作者群,對問題的探討比較集中、深入,易于形成較強的學術影響。新學術成果的及時發表并很快得到反饋,其雙向互動而導致的辯論駁難,對于繁榮藝術創作,深化藝術理論和美術史學研究意義重大。美術社團及其編輯發行的刊物充當了民國時期一系列美術思潮論爭的前沿陣地。

  第四,熱衷社會公益事業,在古書畫鑒藏、保護以及助賑救災和宣傳抗戰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在動蕩不安的時局之下,美術社團組織及其成員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關懷社會民生的大愛之心,積極投身于社會公益事業,在保存古書畫文物、賑濟災荒和宣傳抗戰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貢獻,表現出真摯的愛國主義情感,為我們留下了一份閃光的人道主義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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