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畫學研究會創始人之一金城作品

　　齊建秋

　　文人雅集是文人之間的群體性藝術活動，著名的書畫雅集活動有宋代王詵等人的“西園雅集”，明代董其昌等人的“畫中九友”，清代盧見曾等人的“虹橋修禊”。

　　及至晚清民國初年出現了一些有影響力的書畫會活動，如宣統年間錢慧安、倪田、王震等的“豫園書畫善會”，民國時期陳定山、孫雪泥、錢瘦鐵組織的“中國畫會”，李叔同的“文美會”，杭州吳昌碩為社長的“西泠印社”，北京金城為首的“中國畫學研究會”以及后來他兒子金開藩所創立的“湖社”等。

　　這些書畫家的集會，漸漸走向社會化、團體化，擁有自己的理想和社會目的，不再是文人書畫家封閉的小圈子，這些自發成立的民間書畫家社會團體，在當時都被統稱為畫會。

　　畫會是居于那個時代的民間藝術團體，有自己明確的宗旨和章程，有一些現代美術協會之類的雛形，但那時的畫會又不單單是個書畫家的藝術協會，它有時制定一些條例用以約束規范著書畫家道德、情操、社會和經濟活動。

　　畫會一般由會長、副會長、執事（相當于秘書長）組成領導層。領導層由全體畫會會員推舉產生。加入畫會需要遵守畫會章程，并由兩名畫會成員推薦，附上作品送領導層審批，并需一致議論通過才能成為畫會會員。畫會具有清高廉潔的會風，《上海通志館期刊》（香港龍門書店，1965）介紹說，其時的會風是“諸子到會，只備清茶一盞，其余未敢供應，以節浮費而重善款”。畫會強調的是切磋技藝，體現的是集體精神，重視的是慈善事業。特別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畫會數量最多，不光有傳統中國書畫家的團體，而且還有西畫家、漫畫家、工藝美術家的團體。沒有統一的畫會模式，藝術團體和畫會的眾多證明了當時藝術思想的活躍。

　　當時的上海是畫會數量最多的地方，北京的畫會活動也相當頻繁。北京是聞名中外的古都，也是政治文化中心，傳統書畫的遺存最為豐富。全國各地的許多畫家、學者、名流都匯集于此，溥儒、蕭愻、陳衡恪、金城等都是當時的代表人物。金城的“中國畫學研究會”主張的是維護傳統，保護國粹。在研究會里學術的氣氛似乎更濃一些，雖然也有為畫家賣畫提供便利的舉措，但終歸不是一種主動的意識。許多年以后“中國畫學研究會”及其后身“湖社”仍被京津一帶書畫圈內的人習慣上稱為北平畫會。

　　清末民初的海上畫派重要畫家楊逸在其所著的《海上墨林》（1920）一書中對上海“豫園書畫善會”的創立、活動及規矩做了一些記述，如：“書畫之余，籍可縱談今古”，參加畫會的畫家潤格要“公定潤例”，憑借畫會的名氣，畫家承攬活動所得的潤筆要“半歸會中，半歸作者”，而這半歸會中的潤例是要“存莊生息，遇有善舉，公議酌撥”。畫會對畫家的創作水平和市場知名度也給予了充分的尊重，“如遇指名專件，仍照各人自有潤例，概歸本人，與會無涉……”

　　從這些規矩中我們可以看出，畫會有團體概念，有文人雅興，有社會意識，有對畫家作品的市場保護。畫家在一起除了切磋畫技，還可以交流學問，每個人的潤例大家評議而定，盡可能地符合實際。依托畫會得到的收入要有一部分留儲于會中，遇到慈善事業，大家共同參議如何投入這些款項。知名畫家特別被邀請所創作的作品所得潤例盡歸本人，保護了畫家創作的積極性，也避免了平均主義，提倡了競爭意識。

　　畫會在書畫家群體里倡導禮義廉恥精神，要求藝術家自重，要求客戶必須尊重藝術家的人格，書畫家接受訂件按勞取酬，也要按規定行事，如“壽屏不寫”，這是因為此類活計中多有阿諛之詞，有損藝術家尊嚴。“誄文不書”，也是怕有不實之詞。“市招不應”，按現在的話講就是怕有虛假廣告讓藝術家名聲受累。

　　畫會是那個時期書畫家的民間藝術團體，也是帶有商會性質的經濟團體，它是自由地、自發地為書畫家組織的帶有雙重功能性質的社團，對近現代中國美術事業和書畫市場的發展有著后人不應忘記的貢獻。

　　民國時代社會動蕩、經濟蕭條，但中國書畫界卻出了一批名家，他們在中國美術史上書寫了不遜于古人的光輝燦爛的一頁。那個時候沒有龐大的美術家協會，更沒有書法家協會，只有清貧的、廉潔的、民主的畫會。而在這些畫會的組織者、參與者或有關聯者中卻涌現出了一批如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張大千、溥心畬、于非闇、吳湖帆、陳少梅等在中國美術史上永鐫史冊的名家大師。每念及此，感慨不已，唏噓不止。

　　（作者系著名藝術市場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