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佶草書《千字文》（局部）

趙佶《瑞鶴圖》

　　精致與文雅的“新潮流”，是有宋一代的“轉向”，人們從追求武將“大丈夫”轉變為崇拜文人“士大夫”。而這個時代轉向的代表人物，宋徽宗當之無愧。盡管宋徽宗也有收復燕云十六州的雄心壯志，但相對于政治軍事上的開拓，他更在意邁出以規范來定義“美”的步伐。

　　探討宋徽宗的日常生活，會被“兔毫連盞烹云液”的精美茶盞所吸引，會為“白乳浮盞面，如疏星淡月”的茶花而感嘆。宋徽宗的專著《大觀茶論》要求：茶盞尚青黑，有玉毫條達，用水需清輕甘潔。由此確立了品茶的最高表現形式，而突破了“飲”的界限。建立畫院，以畫取士，并親自督導，第一次形成“院體”風格，張擇端、李唐都是畫院出身，然而題材、畫法卻是開放的，并沒有局限，“筆墨天成、妙體眾形”。他愛奇石、好古器、喜詩詞、通音律……“文藝復興”式的全才。在翰墨丹青上達到的高度，更是當得起“天下一人”。

　　《瑞鶴圖》一般認為是宋徽宗存世絕少的“御筆”，是他31歲時的畫作。此圖繪的是北宋都城汴梁宣德門，城門上方彩云彌漫，十八只神態各異的丹頂鶴在宮闕上空盤旋，兩只鶴立在殿脊的鴟吻之上，回首相望。宮闕周圍的祥云皆用平涂渲染，烘托出仙鶴飛騰之勢和曼妙體態。繪畫寫實，用色濃麗。界畫工整，屋脊工細不茍，時有云氣漲漫，隱去部分樓層，避免了界畫建筑過多的平列線條造成畫面呆板，白鶴在黛青色的天空中翻飛，如片片云霞，顯得格外鮮明，極富盤旋的動感，且多而不亂。畫面后幅瘦金體的御制御書題記和詩，以及“天下一人”簽押及御印，與畫面相得益彰。整幅畫作氛圍祥和吉慶，令觀者感到雍容典雅之美。

　　草書《千字文》是宋徽宗40歲時的得意之作。明末清初學者孫承澤在《庚子銷夏錄》中指出：“徽宗千文，書法懷素。”當代書畫鑒定專家楊仁愷先生評價：“此卷草書怪怪奇奇，大大小小。有的如騰猿過樹，逸虬得水；有的或連或絕，如花亂飛；有的若枯松之臥高嶺，類巨石之偃鴻溝；有的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此卷草書千字文，筆勢奔放流暢，頗為壯觀，堪為懷素、張旭之后又一神作。這卷翰墨飛舞的墨跡，書于一張整幅描金云龍箋紙上，通長三丈有余，這是中國古代最早、最長的無接縫宣紙，既是頂級書法巨作，紙張本身也是中國古代科技史的重要文物，精工筆墨，已臻化境。此卷用紙光滑，線條容易浮滑，但在用筆上能極盡奔放馳騁之致，功力相當了得。

　　長久以來，歷史學家對徽宗朝的歷史敘述大體圍繞著傳統“昏君奸臣”的“亡國敘事”，所謂“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對身處后世的人們來說，在已知北宋滅亡的前提下去看待宋徽宗，何嘗不是戴上“后見之明”的有色眼鏡呢？

　　徽宗在即位早期竭力結束朝廷黨爭，隨后將精力轉到自己擅長的領域。他大大拓展了朝廷的慈善事業，建立官學、醫院、孤兒院、乞丐墓地。作為藝術家，他身邊圍繞著杰出的詩人、畫家、音樂家，他還修筑了壯麗的宮殿、寺觀和庭園，后世幾乎難以超越。他對道士青眼有加，為道經作注，還讓臣民也接受并踐行這種信仰，不過他對道教的虔誠最終偏離了儒學主流，削弱了他的治國能力。

　　徽宗不是完人，但也沒有前人形容得那么不求上進，如果不是時運不濟碰上亂世，他也許可以寫寫畫畫做個太太平平的好皇帝。用個流行詞，歷史實在是“吊詭”的，我們還是去用自己的眼睛去靜靜地欣賞這位“天縱將圣，藝極于神”的藝術家皇帝留下的作品，抱著理解同情之心，去直接感受九百年前的那份閑暇、優雅和雍容。

　　（《北京青年報》9.21 劉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