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沅

　　中國古代以科舉取仕，天下讀書人都懷揣著一個“學成文武藝，販于帝王家”的夢想，千軍萬馬爭過獨木橋，要是能考上頭名狀元，那真是“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了。然而多數狀元早已被歷史的煙塵湮沒，只有幾位成就卓著者，還被后人念叨，清代狀元畢沅，就是其中之一。

　　畢沅（1730—1797），字纕蘅，號秋帆，因從沈德潛學于靈巖山，自號靈巖山人。鎮(zhèn)洋（今江蘇太倉）人。清代經史學家，文學家。乾隆二十五年（1760）進士，廷試第一，狀元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后累官至河南、山東、陜西巡撫，湖廣總督。畢沅的隆盛聲名，并不僅僅得于他狀元頭銜、作過封疆大吏的高官。他還是清代學者、史學家、文學家、收藏家。他編纂的《續(xù)資治通鑒》，上承《資治通鑒》，起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迄于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以編年體形式記載宋、遼、金、元的歷史，前后四百零九年。 該書取材宏博，考證謹嚴，編排合理，總引資料達三百余種，糾正了以往宋史專著詳北宋略南宋的偏頗，還增加了少數民族的資料，至今仍然是史學家研究和借鑒的重要史書。 　　畢沅曾自撰一副對聯(lián)：“博搜趙氏金石錄；旁羅米家書畫船”，較為完備地體現了他在收藏方面的成就。他在法書名畫收藏、金石碑帖方面的搜羅考證上，名重一時，是收藏史不該遺漏的人物。 　　畢沅中狀元之后，正是乾隆皇帝統(tǒng)治的中后期，在中國書畫收藏史上，這是書畫由私家收藏逐漸聚攏流向宮廷的時期，清代前期那些煊赫的藏家如梁清標、安歧、宋犖、高士奇的藏品，大多被乾隆這位收藏大鱷鯨呑，但民間仍然散落有部分珍貴的名畫。畢沅收藏有宋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范寬的名作《晚景圖》、五代董北苑《瀟湘圖》、元代趙孟頫《二贊二圖詩卷》、陶九成作《南村真逸圖》等鉅跡，這些藝術品，一部分在畢沅去世后，因案牽連，在抄家時抄走，也流向了皇宮。

畢沅著《關中金石記》

畢沅書法對聯(lián)

　　畢沅所處的時代，正是金石學在清代崛起的時期，他收藏的最大成就，也多體現在金石的收藏和考證上。他在陜西任上，得到了曶鼎，據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所記，該鼎為西周懿王（公元前10世紀）時期之物，高3尺，圍4尺，深9寸，腹飾獸面紋，款足作牛首形，器內鑄銘文24行，410字，惜銘文下有殘泐，剔后存380字。期間，他還得唐碑四種，其一為《中大夫守內侍上柱國渤海高福墓志》（開元十二年），其二為《京兆府美原縣尉張昕墓志》（開元二十四年），其三為《內侍省內常侍孫志廉墓志》（天寶十三載），其四為《游擊將軍守左衛(wèi)馬邑郡尚德府折沖都尉左龍武軍宿衛(wèi)上柱國張希古墓志》（天寶十五載）。 　　畢沅的金石收藏，源于他信守“金石可證史”的學術思想。他先后寫成《關中金石記》《中州金石記》《山左金石記》三部著作。他“宦跡所至，加意收羅”，閑時則“鉤稽經史，抉擇同異，條舉而件系之”，他的《關中金石記》成就最為突出，書中共收錄金十三，瓦三、石七百八十一，共七百九十七件，以至于關中金石被搜羅殆盡。《金石萃編》為中國金石學黃鐘之作，但作者王昶在寫關中文物時，“幾于全錄其文，以資參證”。可見畢沅收羅之廣，考校之勤。 　　畢沅的瓦當收藏也很有規(guī)模，他卸任時車載關中瓦當八十余品攜歸故里，其所藏關中瓦當名品，拓本流傳于士大夫間，一時唱酬題記，恂為盛事。他還整修了西安碑林，《清稗類鈔》說，“西安圣廟碑林，乃乾隆時畢秋帆為陜撫時，搜集漢、唐諸碑碣，匯立于此，故曰碑林。” 　　當然，收藏大家也有打眼的時候，“古磚壽禮”就是一則有關畢沅的古代笑話。說他在陜西做巡撫過60歲生日時，部屬奉送壽禮，他全部拒收。只有一位縣官派家仆送來的20塊古磚，讓畢沅見后大喜，原來磚上刻著制作的年代，一看好像是秦漢時的古物。“別人的壽禮我概不接收，唯獨你主人的東西非常稱我之心，所以留下。”那家仆跪下如實稟告道：“我家主人為慶祝大人壽辰，特地召集工匠在縣署制造古磚。主人親自監(jiān)工，挑選這些最好的古磚呈獻大駕之下。”家仆多嘴，讓畢大人白白高興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