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早年流失日本的傳為蘇軾的《枯木怪石圖》（又稱《木石圖》）現身香港佳士得，一時間引起了各界的高度關注。諸多學者、業內人士就畫心（內容、筆墨、布局、意境、“思無邪齋之印”歸屬、文獻記載）、劉良佐跋（人物考證、“海岳翁”稱號合理性、“良佐”印斷代）、米芾跋（字形、筆法、筆勢、氣韻、詩文內容、存在合理性、“文武師胄芾章”歸屬）、全卷裝幀等問題進行過詳細的分析解讀。而筆者在此文提出的是對畫卷中“楊遵之印”、“長宜子孫”、“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繼軒” 、“沐璘廷章”及“復齋珍玩”真偽問題的疑議，結合此前學者就書風畫風及題跋等的分析，應該說，這一《木石圖》作偽嫌疑不小。

現身香港佳士得的《木石圖》（傳蘇軾）

　　在此之前，大眾對《木石圖》的印象皆來自一般的印刷品，圖像質量較低，而張珩先生《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繪畫一》則記有：“紙本墨畫，無款，前作枯木一株，樹干扭屈，上出二枝……樹根小草，作隨風披拂狀，中間較大者，上偃如巨然法，樹后巨石……此圖純以筆墨趣味勝，若以法度揆之，則失矣。此卷方雨樓從濟寧購得后乃入白堅手，余曾許以九千金，堅不允，尋攜去日本，阿部氏以萬余得去。”及徐邦達先生《古書畫過眼要錄》：“東坡以書法余事作畫，此圖樹石以枯筆為勾皴，不拘泥于形似。小竹出石旁，蕭疏幾筆，亦不甚作意。圖贈馮道士，其人無考。馮示劉良佐，良佐為題詩后接紙上。更后米芾書和韻詩，以尖筆作字，鋒芒畢露，均為真跡無疑。書畫紙接縫處，有南宋王厚之順伯鈐印。蘇畫傳世真跡，僅見此一件。劉良佐其人無考。”因此二人認定其真，然而，畫卷重新面世后，有關其真偽的爭論便不絕于耳。

“楊遵之印”《雙松平遠圖》、“楊遵之印”《木石圖》

　　“楊遵之印”為元代文人楊遵所用黑印。唐、宋時期所用雖黑印意義不明，但其后黑印應是印鑒所有者為祖、父輩守喪百日內所用的印章，在書畫作品中極為少見。除《木石圖》外，“楊遵之印”亦見于元趙孟頫《雙松平遠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業界多認定兩卷中的“楊遵之印”為同一方印章。若將鈐印手法、印泥差異、經年殘損、拍攝角度等因素考慮在內，對比《木石圖》卷中的印跡與《雙松平遠圖》卷中的印跡，不難發現，兩方印跡乍看相似，細究卻有很大出入。元代私印多追求漢印中正平和之美，因此印面多字法穩健，章法有序，肥白充盈方寸之間，《雙松平遠圖》卷印章兼具這些特點，而《木石圖》卷明顯線條粗細不均，字形呈傾斜勢態，章法略顯狹仄，白少留邊過多。細節處如二者的“楊”字“木”的左弧線和“日”下的橫線、“遵”字“寸”的線條力度、“之”字右弧線的收勢、“印”最下弧線的殘損狀態、印面左側的留邊等，都有明顯差異。若根據孫向群先生《<楊氏集古印譜>考辯》一文推論，楊遵生年在1317-1321年間，他的祖父母、父親楊載在其幼年便已過世，那時的他未必有能力鑒賞書畫，因此此印極可能是母喪期間所用，并且之后也不會再用。而百日內的印章不會出現如此大的差距，可見這是兩方不同的印章。《雙松平遠圖》先后經平西沐府、安岐、清內府、譚敬過眼珍藏，是學界公認的真跡。若以此為范本進行比對，兼顧此印的特殊性，《木石圖》中“楊遵之印”的存偽嫌疑較大。另外，佳士得圖錄記載楊遵活動于1294-1333年，然筆者能力有限，目前尚未查到詳細考證依據，文中只能暫時按下不表。

“長宜子孫”《雙松平遠圖》、“長宜子孫”《木石圖》

　　“長宜子孫”亦為楊遵印，印鑒情形如“楊遵之印”相同。比對時將鈐印的輕重力度和墊紙厚薄納入參考，發現《木石圖》卷中“長”、“宜”二字與《雙松平遠圖》卷極為相似，但“長”字右弧線彎轉處更顯棱角，左弧線卻少了《雙松平遠圖》卷的S型波折，“宜”第一筆下弧線右側下壓，同時兩豎右斜，若以紙面不平解釋似乎也通。另外，對比《雙松平遠圖》卷左右邊字跡和邊框，可推測鈐印者落印時按壓力道偏重右側，因此印面自右向左線條逐漸轉細，顏色也漸趨于淡。而《木石圖》卷用力均勻，所示印跡也較厚重，因此兩卷中的“子”、“孫”出現了較大差異：“子”尚可用左側力度不同來解釋弧線包攏角度不一的問題，但《木石圖》卷中應更為粗長的“孫”字中的橫線，卻明顯縮短，偏旁“子”的左右弧線包攏起的空間，也明顯由方變圓，偏旁“小”的下部圓形空間則略有壓扁，使得左右偏旁的上下位置亦產生微妙的差距。若說此橫線屬后期殘損變短，那為何《雙松平遠圖》卷橫線有左右向中間下聚的趨勢，而《木石圖》卷則是平勢？如此來看，《木石圖》卷“長宜子孫”極有可能是一方高明的仿印。

“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多景樓詩冊》

　　“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雙松平遠圖》、“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木石圖》

　　“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為明代西平沐府特有的書畫鑒藏印，其印主為沐昂或沐璘。最常見印跡多出現在宋人小品中，如《海棠蛺蝶圖》、《仙女乘鸞圖》、《仙山樓閣圖》等，另外米芾《多景樓詩冊》中也有此印跡。此印中“子”扁“孫”長，“之”字也較扁，極易辨認。《雙松平遠圖》中所鈐“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印跡，與前一印跡相比，除“黔寧”二字外，其余八字均勻排布，屬印文相同的另一“版本”。而《木石圖》中所鈐“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雖肖似《雙松平遠圖》卷，但“黔”、“王”、“孫”、“保”在字形結構和線條厚度上有著明顯的差異。若說《雙松平遠圖》卷為《木石圖》卷的后期補刻，那“孫”左偏旁的“口”字不至于出現《雙松平遠圖》卷右傾、《木石圖》卷左斜的情況，《雙松平遠圖》卷豎線亦不能此般纖細。因此，兩卷中的印章應不是同一方。

“繼軒”《龍舟競渡圖》、“繼軒”《木石圖》

“繼軒”半印《雙松平遠圖》、“繼軒”半印《木石圖》

　　“繼軒”為沐璘私印，但畫卷中所見不多，目前所知有王振鵬《龍舟競渡圖》中一方（真偽待考）、馬和之《鹿鳴之什圖》中一方（已漫漶不清）、趙孟頫《雙松平遠圖》中半方，以及《木石圖》中一方，這些印章都鈐在騎縫處，可見“繼軒”應為沐璘專用騎縫印。將印面完整的兩方做比對，其中《龍》卷所鈐印跡除左右弧線圓轉，其余橫豎線條皆平直，轉折亦方正，與《木石圖》卷中轉折圓滑的印跡有所不同。而將《木石圖》卷中“繼軒”印裁剪一半，與《雙松平遠圖》卷中“繼軒”半印相比，不難發現二者出入甚大。但因《雙松平遠圖》卷印只有半方，并不完全具備范本的功效，只能從旁佐證。 

“沐璘廷章”《多景樓詩冊》、“沐璘廷章”《木石圖》

　　“沐璘廷章”為沐璘鑒藏書畫常用私印，多見于米芾《多景樓詩冊》、李公麟《免胄圖》、李嵩《四季花籃圖》、《水竹居》等作品，馬和之《鹿鳴之什圖》尚清晰的半印也肖似此印。另外，王振鵬《龍舟競渡圖》中亦有“沐璘廷章”一枚，同為漢印風格，但印面差距較大，對比細節排除《木石圖》與其為同一方印章的嫌疑。細觀印面，《木石圖》卷與《多景樓詩冊》在線條弧度、字法結構和章法排布上有相似之處，留白的粗細及弧線的斷裂可用印章使用年份較長、擦拭殘損及印泥變化等原因解釋。但值得注意的是，沐璘作為黔寧王子孫，文房所及異常講究，其印鑒因年代、裝幀損耗如《鹿鳴之什圖》卷者，也不曾出現如《木石圖》卷般粗糙劣質的呈現效果，這種殘損的印面、易出毛邊的印泥、急躁的鈐印手法都不似尋常真跡中所見的閑適清悠。由此推斷，《木石圖》卷中的“沐璘廷章”并非沐璘在世時所鈐。另有一種可能是此印為真，流落于后人之手得此卷而鈐。然印面所見的老舊狀況須持印者大量使用才能出現，而筆者在整理明后書畫作品時，未能再見此印鑒，可見用之甚少，印面變化的條件便難以成立。因此，《木石圖》卷中的“沐璘廷章”極可能是專門仿制“殘損版”的作假印鑒。

　　以上五方印章皆有可確認真跡的范本比對，而南宋王厚之印鑒雖有《砥柱銘》中“臨川王厚之順伯復齋集古金石刻永寶”、“臨川王厚之順伯父印”，但因其真偽爭議略大，并不能以其為范本，另歐陽修《集古錄跋》中有一方極淡的隸書“王厚之印”，不辯真假。目前只余《鐘鼎款識》一書中的“復齋”、“復齋珍玩”和“厚之私印”三方印鑒，勉強可與《木石圖》中印鑒比對。“厚之私印”《木石圖》中未曾出現，“復齋”因篆體不同略過不提，而“復齋珍玩”仔細辨認下可發現其字形、字法出入很大，但《鐘鼎款識》本為拓本，流傳過程中絕對真實性會有所降低，因此印鑒的范本價值已打折扣不足為證，且此類印鑒也更易被后世造假借鑒，所以“復齋珍玩”亦是存疑。另外，王厚之在《木石圖》中鈐印有十二方之多，這與《鐘鼎款識》中僅三方印章反復使用的情形相比有一定差距，而且對比南宋至元初的鑒藏家賈似道和周密，這個鈐印數目也是驚人：賈似道在黃庭堅《松風閣詩卷》中鈐印四方，周密在趙孟堅《凌波圖》和趙孟頫《行書雪賦卷》中各鈐印三方。不論與己還是與同時代人比較，《木石圖》中王厚之鈐印都顯得過于繁復，這也是令筆者生疑之處。

　　另香港佳士得在拍品宣傳冊中，拖尾俞希魯跋文后為明代郭淐跋文，郭尚書淐，淐字原仲，新鄉人。性端謹，語出驚人。為中州第一秀才。萬歷乙未（1595年）成進士。卒時，年六十。賜祭葬廕，贈禮部尚書。名其齋曰：適量齋。謂：窮通得喪，莫不有量。貪賤未嘗，無樂富貴。未嘗無苦，貴適其量。《中州人物考》孫奇逢撰。郭淐有齋，名適量齋。由此，郭淐的“適量齋”齋號可信。而佳士得公司僅憑此印在俞希魯名款旁（鈐印三次于《木石圖》上），便指認是俞希魯用印，甚為不妥。

“復齋”《鐘鼎款識》、“復齋”《木石圖》

“復齋珍玩”《鐘鼎款識》、“復齋珍玩”《木石圖》

“厚之私印”《鐘鼎款識》

　　行文至此，再結合題跋來看，相繼出現的王厚之、楊遵、沐璘（或有沐昂）、俞希魯等人，讓筆者不由聯想到清倪濤《六藝之一錄》中的記載：“譜（《楊氏集古印譜》）始集于浦城楊遵宗道，備載襄陰王公師魯、番陽周公伯溫、金華王公子兗、京口俞公希魯所撰文，后歸吳郡陸友友仁，則有高郵龔璛先生及內翰虞文靖公、揭文安公為賦‘衛青’玉印詩文，可為左驗。今藏西平沐府。”這是唐之淳于1398年所作《題楊氏手摹集古印譜后》，其中提及《楊氏集古印譜》為楊遵所攥，序言為俞希魯所撰，印譜現藏于西平沐府，按唐的生辰（1350-1401）和題印譜時間推算，1397年時印譜已在沐府，應涉及沐昂、沐璘兩代人。而虞文靖公（元代撫州崇仁人虞集）所賦“衛青”玉印詩文，全名為《吳郡陸友仁得白玉方印其文曰衛青臨川王順伯定以為漢物求賦此詩》。一卷《木石圖》，涉及印譜中提及的至少四位人物，這種重合比率略高的巧合，不禁讓人推測：《木石圖》的流傳收藏印跡是否以《楊氏集古印譜》為本，杜撰而來？若真是如此，那作偽者在印學上應該有著極高的造詣。當然這種推測有一定的主觀臆斷性，并不能作為判斷的全部依據。

《六藝之一錄》

　　此外，《木石圖》中的六方印鑒通讀完，不難發現問題所在，即六方中有三方半印鑒與《雙松平遠圖》中印鑒相似，其中三方（“楊遵之印”、“長宜子孫”、“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又可以確認與《雙松平遠圖》中印鑒并不相同。值得玩味的是，“楊遵之印”和“長宜子孫”的位置排布，兩卷極為相近，皆是一黑一朱上下緊挨鈐于畫心右側；《木石圖》卷中的“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印鑒并沒有選擇常見的《多景樓詩冊》本、而是選擇了少見的《雙松平遠圖》本進行仿制，且鈐印位置雖有所變動，但基本都在畫心右側；“繼軒”印鑒雖然位置不同，但都是騎縫處押印。巧合之多，讓人不禁如此推論：此幅《木石圖》卷中的印章仿制者，應是對《雙松平遠圖》有著較為深入的研究，且年代不會早于明代。因聯想起譚敬曾仿制美國辛辛那提藝術博物館藏本《雙松平遠圖》，筆者一度將其納入考證范圍。但由于缺乏相應的文獻資料，印鑒比對又無相似之處，無充足證據下只能作罷。

《雙松平遠圖》三印位置、《木石圖》三印位置

　　另可一記的是，雖然劉良佐其人無考，而其跋文的書法氣息與風格看，不少業內人士認為均不太可能到宋，其書風與譚敬所偽造的趙原《晴川送客圖》（現藏美國）的題跋書風對比看，也頗有讓人玩味之處。

　　《木石圖》中劉良佐題跋書風（左）與譚敬所偽造的趙原《晴川送客圖》（現藏美國）的題跋書風對比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木石圖》中已確認的印鑒偽制有極大可能是在《集古印譜》和《雙松平遠圖》的基礎上進行，且年代必在明后。由印鑒推及畫作可見，卷中所鈐存疑印鑒或偽印的時間跨度之大，幾乎涵蓋整張畫的可考流傳年代，這在書畫遞藏中顯得尤為不合理，再結合之前諸家所言，《木石圖》的真偽可謂一目了然。
（原標題為《管中窺豹——從幾方印鑒看<木石圖>中隱藏的真偽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