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宋人的簪花 

　　男士簪花，唐已有之，杜牧曾有詩云：“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即為明證。據傳，唐時科舉，春風得意的新科進士們，出于多年寒窗苦讀、一朝得中的狂喜難捺，往往要在長安的曲江舉辦一次慶祝集會，稱為“曲江會”。會前，先要選派兩位同科進士中的美少年充作“探花郎”，去長安各處的名園采摘時花，到宴會那天供新科進士們簪花之用。可以想象當時路人爭睹“曲江會”的熱鬧場面。但總的來說，唐朝簪花屬于個別事件，尚未達到普及的程度。

　　男士簪花，唯有在兩宋時期才是一種時尚的流行，可謂自上而下蔚然成風。比如，當年37歲的蘇軾就曾于一場酒宴后說自己“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在此，有必要介紹一下這場“花事”。

南宋畫家蘇漢臣《貨郎圖》中鬢邊簪花的男子

　　宋熙寧五年春，杭州太守沈立到安國坊吉祥寺賞牡丹，隨行者中，就有上任杭州通判不久的蘇軾。那天，春和景明，花氣襲人，詩酒樂作，好不熱鬧。座上共53人，大多酩酊大醉。令人稱奇的是，那天的賞花酒會，圍觀的杭州市民竟達數萬人之眾。幾萬人圍觀幾十人喝酒，這是什么陣勢？想必吉祥寺附近的交通基本癱瘓，大批治安人員也十分忙碌吧？關鍵是那天的大小官員，包括蘇軾在內，可能是酒酣意足、興致盎然，居然頭上都簪著花。女人簪花無可厚非，是一種風情和風景，問題是男士們簪花，且都為政府官員，頗讓今人難以想象。我估摸，那天他們極可能頭佩牡丹，為何？因為那天他們賞的就是牡丹，且牡丹也符合他們的身份地位。如此說來，那份魏紫姚黃的絢爛是可以憑空想象的了。有人可能會問：果有此事嗎？那得看你信不信蘇東坡，因為此事的記載見諸他自己寫的文章，名為《牡丹記述》，不妨查閱。

　　不管怎么說，宋代男士簪花史上最盛（至明清已式微），這倒無關乎宋人的性情風流或獨特癖好，而是當時的一種風俗使然。究其因，和才子皇帝宋徽宗是脫不了干系的。拿現在的話說，在簪花這事上，他是“始終站在了時尚前沿”，起到了引領和垂范的作用。比如，這位皇帝每次出游，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馬”，不僅自己簪花，作為標配，護駕的下級官員、警衛侍從也是人手一朵。可以想象，那年頭汴京的百姓，時常有機會看見一長排步伐整齊的皇家衛士，從宮門中“花花”而出的奇異景象。

　　宋徽宗做皇帝實在不是一塊好料，這被后來的靖康之恥所印證。但他書畫皆能，堪稱大家，甚至還精通花道。據載，他花了不少功夫親自制定與簪花相關的實施細則：比如賜給貼身衛士每人衣襖一領、翠葉金花一枝。別小看這枝金花，每天晨起，大內衛士們攬鏡佩花，就如同持有了一張特別通行證，可以自由出入大內。翠葉金花是一種皇家標識，對民間則是禁忌。《水滸傳》第72回 “柴進簪花入禁苑”，說的就是小旋風柴進，靠一朵翠葉金花才混進睿思殿的。

　　起初，簪花是上流社會身份的象征，不過風氣一開，就得考慮底層的民意。老百姓逢年過節或搞慶生什么的想簪花就不可以啊？為一朵花而讓老百姓不爽值得嗎？龐大的市場需求，加之順應民意，沒理由不大力發展花卉養殖業呀。于是取消“花禁”，簪花這檔子事就漸漸普及開來了。無論達官公卿、詩家詞人，抑或一本正經的理學家和大刀片子霍霍的赳赳武夫，都是人各一朵鬢邊花。還得說《水滸傳》，大名府小押獄蔡慶，“生來愛戴一枝花”，雖然是專司行刑、橫眉怒目性子剛烈的“劊子手”，卻成天打扮得花里胡哨，人稱“一枝花”；病關索楊雄，也是“鬢邊愛插芙蓉花”的；至于梁山一群小嘍啰，則胡亂地在頭上插些不知名的野花。不過，用什么花還得按時令來，比如重陽節肯定插菊花；五月里不妨插朵石榴花；大好春色中除了牡丹花以外，桃花和梨花也是不錯的選項。

　　南宋時，在慶賀太上皇宋高宗趙構八十華誕的御宴上，“自皇帝以至群臣禁衛吏卒，往來皆簪花”。詩人楊萬里描述了這場盛會的情景：“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

　　此番描述，令我此刻微闔的眼底，隱隱浮現出一個花團錦簇的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