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木作制度圖樣 《營造法式》卷三十二

　　《營造法式》 宋 李誡編 商務印書館

　　1954年12月版

　　邵曉峰

　　一代建筑大師梁思成先生曾對宋代的一位文人及其著作欽佩不已，不但幾乎用其半生的研究為其注解，而且給兒子起的名字也與此人有關。這位文人就是北宋《營造法式》的作者李誡。

　　1925年，梁思成首次見到《營造法式》，那是他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讀書時其父梁啟超寄給他的。近40年后，梁思成回憶說：“當時在一陣驚喜之后，隨著就給我帶來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惱——因為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書一樣，無法看得懂。”于是梁思成下定決心攻讀此書，他從1928年回國擔任東北大學建筑系主任，到1972年病逝北京，一直從事建筑教育、古建筑研究，其中直接從事研究《營造法式》長達19年之久，占去其半生的學術生涯。梁思成甚至還給自己的兒子起名為梁從誡，以世代崇拜這位前輩，梁思成對于李誡的粉絲情結由此可見一斑。

　　《營造法式》誕生的背景是北宋立國已經百年，國家大興土木，宮殿、衙署、廟宇、園囿的建造規模盛大，而負責工程的大小官吏貪污不斷且屢禁不止，致使國庫不堪重負。因而亟待制定建筑的設計標準、規范和有關材料、施工的定額標準。

　　北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將作監第一次奉敕編修成《營造法式》，但是該書缺乏用材制度，工料過寬，不能防止工程中的各種弊端，杜絕貪污腐敗，所以宋哲宗紹圣四年（1097年）詔李誡重修。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營造法式》刊行全國。其現實意義是實行嚴格的工料限定，該書制定的這些工料限定堪稱王安石執政期間制定的有關財政、經濟條例的延續，以杜絕腐敗，因此書中以大量篇幅敘述工限和料例。

　　李誡本人在編寫《營造法式》之前，積累了10余年負責建筑工程的經驗，并在將作監工作了8年，還以將作監丞的身份負責五王府等重大工程。他廣泛參閱文獻和舊有的規章制度，收集工匠講述的各工種操作規程、技術要領及各種建筑物構件的形制、加工方法，為編寫此書創造了良好的主客觀條件。

　　更重要的是，李誡并非一般的文人與官員。他擅長繪畫，據北宋程俱《北山小集》卷三十三記載，李誡“善畫，得古人筆法”。“上聞之，遣中貴人諭旨，公以《五馬圖》進，睿鑒稱善”。他的“圖樣界畫，工細致密，非良工不易措手”。他還善于畫馬，并著有《馬經》三卷。這些繪事上的才能對他接受《營造法式》這一重任，總體負責其中各類建筑圖樣的繪制，起到了重要作用。李誡十分博學，他研究地學，著有《續山海經》十卷；他研究歷史，著有《續同姓名錄》二卷；研究文字，著有《古篆說文》十卷。正是由于具備這樣博中有專的基礎，李誡出色地完成了《營造法式》這一曠世之作的編撰工作。

　　先秦時期，我國的工程制圖中采用的是細實線、粗實線兩種線型并用，到了宋代時期，工程制圖主要使用細實線。以《營造法式》為例，其特點為在同一張圖樣中，圖線的寬度基本相同。而當粗實線和細實線并用時，線型各自一致，重點突出。這種圖繪傳統一直延續到晚清，并影響到今天。

　　《營造法式》中的圖形一般繪制在每頁下方，圖樣名稱位于右上方。圖上的字體美觀，多用歐陽詢體。宋版圖書所用的字體是后世各種印刷字體的源泉，我國現行工程制圖采用的字體就是以仿宋字作為標準，而仿宋字就是根據宋代刻本上的字體加工而成，由此可見宋代木刻印刷傳播的源遠流長。

　　作為一部北宋官方推出的建筑技術與施工標準規范用書，《營造法式》中所強調的標準化、模數化思想在當時的建筑中產生了重要作用，也對其他實用藝術產生巨大影響。這標志著中國古代建筑技術與思想的集大成，它以木建筑結構為本位的標準化、模數化的工程圖學觀，顯示出宋朝領先于當時世界的建筑圖像學成就，對當時及以后的中國建筑影響深遠。《營造法式》還對后來的具有圖譜的建筑著作啟發很大，如清代乾隆十二年（1734年）頒布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即參考了其中的格式與做法。

　　《營造法式》與600多年后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相比，從圖樣表現、估算工料、結構設計等各方面來衡量，前者依然比后者高明，不但圖像豐富，估算準確，體例靈活，而且內容豐富，闡述精確，堪稱中國古代最為優秀的建筑著作。

　　英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1900-1995）對《營造法式》中的圖樣大為驚嘆，在其1971年出版的《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4卷中曾對《營造法式》進行了高度的評價：“為什么1103年的《營造法式》是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呢？書中所出現的完善的構造圖樣頗見重要，實在已經和我們今日所稱的‘施工圖’相去不遠。李誡繪圖室的工作人員所作出的框架組合部分的形狀表示得十分清楚，我們幾乎可以說這就是今日所要求的施工圖——也許是任何文化中第一次出現。我們這個時代的工程師常常對古代和中世紀時候的技術圖樣為什么這樣糟糕而覺得不解，而阿拉伯機械圖樣的含糊不清就是眾所周知的事。中世紀的大教堂的建筑者是沒有較好的制圖員的。15世紀的德國，即使是達·芬奇本人，只不過是提供較為清楚的草圖；雖然有時候也是十分出色的，西方是無法可與《營造法式》相較量的。我們必須面對歐基里德幾何學的事實（歐洲有而中國無），視覺的形象在文藝復興時代已發展成為光學上的透視圖，作為現代實驗科學興起的基礎，至少在建筑構造上卻竟無能力使歐洲產生超過中國的，在圖面上良好的施工圖。”

　　（作者系中國美術館研究與策劃部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