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彬《十面靈璧圖》：

賞石文化的當代闡釋

《十面靈璧圖》（10月18日，北京保利十五周年慶典拍賣會中吳彬《十面靈璧圖卷》含傭金成交價5.129億元人民幣，斬獲中國古代藝術(shù)品拍賣成交紀錄之桂冠）是一件不折不扣的“明星文物”，不僅擁有諸多國外博物館的展覽紀錄以及至少12次古代權(quán)威著錄，是明代宮廷畫家吳彬的代表作品。取材于米萬鐘所藏“非非石”，從不同視角，多角度地描繪同一對象。這里的奇石，不再是羅漢圖中的背景，而是性格獨特的主體，從色彩、紋理到天然形成的痕跡，都歷歷在目。高居翰在《不朽的林泉》中提出“吳彬突破了傳統(tǒng)繪畫表現(xiàn)山石和揮筆運墨的常規(guī)，將所繪之物逼真地呈現(xiàn)在觀者面前，像肖像畫一樣具有唯一性”。實質(zhì)上是在克服中國繪畫在空間表現(xiàn)上的局限。既蘊藉寫實主義的傳統(tǒng)，又參以幾何原理、音律節(jié)奏、五行之說，可謂是晚明那個“瘋癲時代”的一種寫照。

保利藝術(shù)博物館為此件展品，特別推出吳彬《十面靈璧圖》特展，期間還舉辦了一場學(xué)術(shù)研討會。多家出版社爭相出版，以印制精良為勝。其實，這次展覽還是一次跨時代、跨媒材的“跨界”對話，與吳彬?qū)υ挘c古人對話，與材料對話，通過展覽把“十面靈璧圖”做成了一個當代藝術(shù)史的“事件”，并被賦予事件秩序和意義，與近期上海博物館“高齋雋友——胡可敏捐贈文房供石展”等奇石類展覽，形成了此起彼伏的南北輝映。

蘇軾、文同《墨竹卷》：

宋代士大夫精神的再現(xiàn)

時值紫禁城建成600年暨故宮博物院成立95周年，故宮博物館特別推出“千古風(fēng)流人物——故宮博物院藏蘇軾主題書畫特展”。展覽作為周年活動的一部分，實際上與一系列學(xué)術(shù)研討會、出版物、公益活動、影視作品等，形成了交錯縱橫的“蘇軾敘事”。

蘇軾是個傳奇的人物，他是文學(xué)史上的巨匠，躋身于“唐宋八大家”之列，比之詩人，是李白之流；他是書法史上的名家，黃庭堅贊其“震輝中州，蔚為翰墨之冠”；論作畫，同樣為世人所重，“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

蘇軾、文同《墨竹卷》（12月5日，北京保利2020秋季拍賣會“仰之彌高——中國古代書畫夜場”中文同、蘇軾《墨竹卷》以1.219億元高價成交）的再度現(xiàn)身，將蘇軾的敘事推向新的高潮。作品純以墨寫，或疏或落，或焦或淡，“畫意”皆在筆意中。雨梢晴葉各殊態(tài)，揮灑位置分纖秾。既體現(xiàn)出胸中磊落，不隨俗低昂，又展現(xiàn)出一種忠義之氣，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

蘇軾作為宋代文人的一個“標桿”，早已成為事涉政治背景、社會思潮、價值取向的“文化現(xiàn)象”，成為宋代士大夫精神的真實再現(xiàn)，而學(xué)問、文章之氣，郁郁芊芊，發(fā)于筆墨之間。如此卷題跋云：“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

現(xiàn)存最早王安石文集《王文公文集》：公文紙背文獻的代表

對王安石的評價，千年來多有變化，或被視為“唐宋八大家”，或是禍國殃民，或是浩然正氣，更有列寧對其“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的高度評價。在其去世后，其門生、長孫、曾孫等先后數(shù)次編撰其遺文。其中，宋龍舒郡本《王文公文集》（12月2日，永樂2020全球首拍中宋龍舒郡本《王文公文集》以2.6335億元成交，這一價格創(chuàng)造了宋版書的最高價紀錄，同時也是世界最貴古籍善本）被認為是現(xiàn)存最早的王安石文集，收錄王安石詩文共計2281篇，全帙100卷，上海博物館藏72卷。今年“驚現(xiàn)”的卷17、卷18、卷20，剛好可補卷帙之缺。

其實，更令人驚嘆的是此數(shù)卷詩文乃以宋人書簡及公牘印刷。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張劍提出：“官方公函和私函能夠形成一種互動，正是發(fā)現(xiàn)這批公文紙最重要的意義和價值。”當然，這又回到了公文書札的問題。無論是紙張、書籍，還是手札，乃至?xí)嫞际且环N文獻，記述人類社會賡續(xù)活動之體相，只是內(nèi)容，或呈現(xiàn)方式，在不同的視域中各有所重，其本身則是重構(gòu)歷史敘述的基礎(chǔ)。

任仁發(fā)《五王醉酒歸》：

元代繪畫的真實樣貌

蒙元時代的研究近幾十年逐漸“火”起來，從國際的大環(huán)境到國內(nèi)的新思潮，都傾向?qū)@一時代的重新敘述。元代繪畫自然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元畫全集》即是一種重要的嘗試，為研究元代藝術(shù)史提供了詳盡的文獻學(xué)和圖像學(xué)資料。

任仁發(fā)《五王醉歸圖》（10月8日，香港蘇富比古代書畫拍賣中任仁發(fā)《五王醉歸圖》以3.06551億港幣的高價由上海龍美術(shù)館投得）其實是個有趣的案例。陳繼儒在跋中認為作品是唐人遺墨。而另一佚名題跋，則指出“出自唐人手，未有確據(jù)。”將作品歸于任仁發(fā)的名下。作品經(jīng)元、明、清三代收藏，包括王麟郭、王永吉、梁清標、耿昭忠、耿嘉祚等，后入內(nèi)府，并著錄在《石渠寶笈》中。二十世紀前期，散落民間。或許是早期的題跋盡失，或許確實是數(shù)百年間幾乎無人對其斷代公開表態(tài)。這其中隱含的正是元代藝術(shù)史研究的斷檔。蒙元時代藝術(shù)之繁榮，或許并非如宋遺民所想，是墜入蠻荒的深淵，反倒是在很大程度開啟了新時代的曙光，也為宋明之間書畫的轉(zhuǎn)型，提供了寶貴的思考期。

2020年其實還有很多可以談的書畫作品，從董其昌、錢選、陳淳到齊白石、傅抱石、張大千、李可染、吳冠中等，只是古代遺墨少而又少，而作為當代人的我們，又那樣渴望知道上一個五千年。故在此僅列舉四件（組），以略備參照。至于后疫情時代的“發(fā)現(xiàn)”，亦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