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玲 

　　自前幾年藝術市場紅火以來，“成功”的腐朽氣就在藝術界蔓延不止，這一點在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各類“權力榜”、“排行榜”、“成功榜”中足以證實。整個藝術界追慕成功之風，模仿當下市場紅火藝術家的藝術式樣、思維方法制作“成功”的復制品，這些看起來很當代前衛的藝術作品，充斥著對“成功”二字的癡迷。如今的藝術，沒有抵擋住主流商業趣味的誘惑，雖說藝術并非要做當下文化之清流，但亦不必做金錢與權力之附庸，如若藝術都淪落到這個地步，遠離真誠，與社會娛樂主流價值觀混為一談，則可想而知社會集體墮落的程度。

　　當代藝術越來越沒有銳度，卷入商業的巨大洪流之中，成為社會價值迷失的一部分，當代藝術的先鋒性和前衛性并沒有及時有效地對公眾認知起到革新作用，對公眾自覺于時代未能有所啟發，反倒成為自己當初批判的價值對立面，迷戀成功和權力。活著的藝術家之所以被大眾知曉，絕非是因為他作品的價值取向，而是對商業上陡然成功的好奇，而這些成功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其真正的藝術價值指向卻越來越被商業成功的本身解構。于是，我們看到這一幕也就不覺為怪，偶有公眾對當代藝術家的作品指指點點，定是因為其在資訊中得知某某藝術家的作品又創造了天價或紀錄，而絕非是因為對其作品本身價值的認識。活著的藝術家是如此，死去的藝術家亦然，無論齊白石還是張大千、李可染，為公眾所知的真的是他們的藝術成就嗎？當然不是，而是他們屢創天價紀錄，屢上新聞熱點，他們的名字就是藝術市場的知名品牌、馳名商標。

　　可以看出，許多當代藝術家的思維與公眾的思維在“成功”這一點上取得了合謀。當代藝術家們制作這些藝術知名樣式品牌的“創作”時并沒有擺出對抗和捍衛之姿，而是迎合之態。無論是中國的候機廳大大小小的書店還是各大圖書大廈，所宣揚最盛和最暢銷的書基本都是成功學、厚黑學，而中國當代藝術界之蕓蕓諸輩開口村上隆、達明·赫斯特，閉口安迪·沃霍爾、杰夫·昆斯，所慕者首先亦是他們的成功。

　　我常常在想，作為一個當下的詩歌寫作者，如果不是出于對靈魂不朽的信仰，只是以此為謀生的手段，為什么不去賣烤串呢？事實如此，在北京大街邊賣烤串的往往會比一個無名文人的收入高很多，也比一個剛出道的藝術青年賣畫的收入高很多。如果詩人、藝術家都不是出于更高的靈魂和精神上的追求，為什么不改行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一些呢？真正成功的藝術家少之又少，成功又獲權力者更乏其人，而當下藝術界成功又獲權力者又有幾人不受非議，幾人能留在藝術史之中？

　　顯然，今天各類藝術排行版、權力榜、成功榜所使用的標準是膚淺和單一的，以簡單的商業操作模式套用于藝術，結果造成藝術界的蕓蕓眾人趨之若鶩，也使整個藝術界陷入與這個時代匹配的平庸與墮落之中，更顯僵硬與腐朽。對于一個成熟的文化，一個社會成熟的藝術教育，首先不是向公眾推廣如何成功，而是如何認知失敗，對于一個人而言，人生中最重要的所得也許不是成功中獲取的，也許對失敗的認知更能讓一個人的生命和靈魂獲得飽滿。

　　成功，儼然是另一種思維的“舉國體制”，無論是對大國崛起的理解，還是個人人生價值的實現，簡單的成功學思維已經對一代一代的青年人洗腦，無論藝術家、作家，都沉浮寄生于這個沒有重量的時代，想一想，類比二十世紀俄國走出的杰出人物，譬如曼德爾什塔姆、茨維塔耶娃、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等人，我們配不上這個國度這一百年遭受的苦難。當然，我必須有自知之明一點，我現在在批評成功與權力之時，也許僅僅是因我尚不是其中的一員。

　　(作者系藝術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