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剛過，有志于讀藝術院校的孩子們就開始轉戰全國，踏上了藝考之路。他們中的每個人都報考了數個考點，多的甚至要趕十幾個地方。僅杭州的中國美院考點，就迎來了超過3.7萬名考生。進入美術學院學習，是成為藝術家的常規路徑中的第一道門檻。

　　而對那些已經進入藝術學院學習的學生來說，大學與其說是作為制度的大學，不如說是作為場所的大學，在這里，他們接觸到教授、藝術家或身兼教授之職的藝術家，有些學生也成為他們的學徒或助手，更多的人受他們的影響。畢業生作品展上，略懂當代藝術的人不用靠近標簽就能看出作者是哪個工作室哪位老師的學生。市場因素也早早進入學院，有早熟的學生入學不久已經能夠與畫廊合作。

　　盡管藝術院校進行的是一種廣義教育，并不僅僅為了培養職業藝術家，但畢業后立志成為職業藝術家的藝校學生卻越來越多。他們的20歲，聽過太多成功故事，對那種周旋在畫廊、藏家、策展人、批評家和各種藝術愛好者中間的風光生活也有憧憬。還有一些人，可能已經成為藝術產業鏈上的一環，知道藝術商業化的小秘密。畫得好的可能已經嘗過成功之味，作品可以賣到數萬塊錢一幅，也開始有訂單，有積蓄了。

　　而那些歷史上與現實中聲名顯赫的藝術家，20歲時在做什么？

　　英雄般自信的20歲

　　哈維爾在《1970－1976年劇本集》的“跋”中描述過20多歲的理想狀態：“當一個作家20歲的時候……他達到了對于自身的一種比較嚴肅的理解，開始用他自己的眼光看這個世界，找到他自己的方式來承擔這個世界和自身。然后，他差不多再花10年的時間去調查研究，把事情弄清楚，從各個角度上釋放這種對于世界的最初的經驗。這是一個重要的10年：一個獲得進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對勇敢及樂觀主義的時期。”

　　馬薩喬21歲已經獲準加入畫師行會，他獨具匠心地將數學、透視和審美融為一體，拋棄了僵化的哥特風，對福音故事進行獨特演繹，使后生米開朗琪羅也甘作他的盲目崇拜者。

　　20歲的達·芬奇是韋羅基奧藝術作坊里的紅人，一邊與當時著名的藝術家、科學家和人文學者談天說地，一邊用畫筆和刻刀在藝術贊助人那里找到了金飯碗。

　　20歲的拉斐爾已經名聲大噪，成為佩魯賈的首席畫師。他的生活過得不像畫家，倒像是一位王子。

　　19歲的丟勒游學意大利四年，23歲即成為名動德國的藝術家。游學經歷使他決心把更多時間用在工作上，而不是飲酒作樂，這一影響大概來自達·芬奇。

　　成立于1848年的拉斐爾前派集合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藝術憤青，當時這個組織的成員亨特、密萊司、羅塞蒂兄弟等都在20歲左右，卻改變了英國藝壇的生態。

　　一生創作了3.7萬件作品的畢加索，21歲創作了“藍色自畫像”，24歲創作了《拿煙斗的男孩》，26歲創作了《亞威農少女》。實際上，在20歲之前，他就已超越繪畫技巧而對繪畫本質有所觸及。

　　30歲之前，克利姆特已經憑借為維也納資產階級文化所做的視覺貢獻而聲名鵲起，成為歐洲的頂尖藝術家和建筑裝飾大師。

　　1949年，21歲的安迪·沃霍爾到紐約尋找機會。3年后，他創立了“工廠”，聘請非專業團隊從事概念創作，大量復制名人臉孔，還將罐頭和可樂瓶變成藝術品。

　　“從20歲起就要捍衛屬于你的東西”

　　中科院神經疾病和人類遺傳學聯合研究室主任賀林說：“20歲左右最容易患精神疾病。” 年輕通常意味著稚嫩和脆弱，但也是早慧和充滿活力的。隨著年齡的增長，學習能力越來越退化，你甚至會發現，往后的幾十年，你都在吃20多歲積蓄的老本。

　　據說畢加索成名之后，才思枯竭之時便去巴黎年輕藝術家的工作室走走，所以年輕藝術家聽說畢加索要來都趕緊把畫翻過去——好主意一旦被畢加索“借鑒”了，那就成了畢加索的了。

　　藝術家非常“貪婪”，因為藝術創作是一項依賴感覺的工程，他們從未停止對世界的觀察和索求，一生都在試圖把打劫來的感覺表達得令人印象深刻。畢加索的每一位女伴都為他帶來一些變化，他視“感覺”如珍寶。

　　今天令你贊嘆不易的一切藝術表現，實際上都只是冰山一角，海面下潛伏著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生物學、心理學、地理學、物理學等等更深廣領域的作用力，也跟你的每一趟旅行、每一次交談有關。沒有這些的滋養，純粹的學術是乏味空洞的。大學為這種跨學科的學習提供了便利，告示欄中貼滿了各種課程以外的演講和討論會預告，沒有什么學習是無用的屠龍術。

　　和前輩藝術家保持接觸也是一種典型的學習方法，學到多少完全取決于你付出了多少努力。

　　但是太多關注圈子文化卻并非聰明做法，對待那些來自報刊、電視和互聯網的快餐式信息也要格外警惕，因為這些常常會干擾你看清真正的目標。

　　法國建筑師倫佐·皮亞諾建議年輕人：“從20歲起就要捍衛屬于你自己的東西，而不是用所有精力去捕捉信息。試圖去理解哪些是重要的東西，哪些不是，這很要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