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璜生1956年生，廣東人。畢業于南京藝術學院，獲博士學位。曾任廣東美術館館長，創辦和策劃過“廣州三年展”“廣州國際攝影雙年展”等。2009年7月至今擔任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館長，教授。出版過多部美術史論專著及個人繪畫專集，作品被國內外多家機構收藏。2004年獲法國政府頒發的“文學與藝術騎士勛章”，2006年獲意大利總統頒發的“騎士勛章”。

　　特納獎得主托尼·克拉格、法國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爾達、墨西哥抽象藝術先驅馬努埃爾·菲爾蓋雷斯，一連串國際藝術大腕的個展近期出現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而下半年，還將有博伊斯展覽，這使得央美美術館在如今美術館建設大繁榮的格局下尤其出眾。

　　央美美術館的異軍突起，與其“掌門人”王璜生的美術館理念和情結密不可分。之前任廣東美術館館長時，王璜生已做出了數個業界話題，而自2009年來到央美美術館擔任館長后，帶來的新氣象也已逐漸顯露。做了12年美術館館長的王璜生說，自己畢生所愿只是希望“中國的美術館在某個方面做得像樣點、規范點就夠了”，因為“從某種層面上講，國內太多美術館做得實在是有點爛。”

　　美術館要是不能提供好東西，會養壞觀眾的眼。它是一種文化定位的機制，應該對某個時代、某些藝術品可以進入美術館給出定位標準，并將這樣的標準提示給社會。

　　在中國的很多美術館，我們甚至看不到中國文化的歷史脈絡，更不要說看到國際文化。故宮博物院的性質應該相近于羅浮宮，但我們在故宮看到什么?整個是旅游文化，看不到中華文明發展的線索和珍貴文物的有序展出。拿出來的東西多數是為了給游客看的，弄不好還可能被隨便偷走。

　　引入大展你足夠專業，大牌才重視你

　　記者：近期這幾個重量級展覽，你們是怎樣與這些國際大牌藝術家達成合作的?

　　王璜生：最初英國的“藝述英國”活動向我們推薦了若干項目，其中包括托尼·克拉格展覽。我因為讀美術史而對托尼有一定了解，但都是書面或圖片的，因此，我先去了蘇格蘭國家美術館看了他在那兒的展覽，之后提出來中國展覽的要求：第一，早期作品一定要補充，尤其是他獲“特納獎”的作品，同時適當減少近期作品、減少重復;第二，增加繪畫方面作品，他在蘇格蘭展出的繪畫也就二十來張，這次來的有一百來張。我覺得他的繪畫作品對我們的教學、對中國、對他創作思路的了解非常有輔助作用。

　　記者：托尼·克拉格本人接受你的建議嗎?

　　王璜生：我邀請他來中國看我們的場地、交流想法。我認為，做一個美術館館長或策展人，應該具有專業的眼光和高度，你說得專業，他才會重視你。如果不專業，他甚至會覺得沒必要在這樣的地方做展覽。

　　跟瓦爾達的交流也是這樣。她在整個布展過程中不斷改方案，我們也不斷與她探討。她一到美術館，我就跟她溝通，一樓的石膏像要不要搬走或者怎么用。她后來提出了很有意思的方案，我們協助她完成了作品。

　　記者：聽說下半年還會有大手筆的展覽?

　　王璜生：我們非常重視組織策劃博伊斯這一展覽。他的展覽在國內從未做過，中國人從沒有真正認識博伊斯，他與中國文化的關系、意義在哪里等等。中國的美術館要有主動出擊的姿態。另外我們還將著力做“CAFAM未來展”，主要是推動年輕藝術家的展覽。

　場館定位把央美美術館從學院推向公眾

　　記者：你是從廣東美術館調任過來的，對“學院美術館”的定位和理念是怎樣的?

　　王璜生：我來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推動它成為一個公共美術館，不要先將自己定位在“學院美術館”。比如開放一樓大堂、設立公共服務區，此外，我們開放論壇、美術館之夜活動等，近期又提出服務望京地區的公眾等。

　　第二是規范化操作。中國多數美術館是參展者自己布展自己折騰。其實，燈光、空間，作品之間的關系，參觀的路線、節奏等都是學問。此前我們有個展覽向畫廊借作品，畫廊提出必須簽合同，負責借展的人憤憤不平地跟我說：“他們居然要我們簽合同。”——中國的美術館行業及從業人員的專業水平實在不可思議!你跟人家借藝術作品不簽合同嗎?其他不規范的東西就更多了。

　　記者：除此之外還有什么困難嗎?

　　王璜生：央美美術館屬于教育部系統。文化部系統對美術館有政策和資金支持，但教育部系統主要關心的教學方面，沒有專門資金支持，這使我們運作上困難很大。

　　行業觀察中國的美術館離世界越來越遠

　　記者：你做廣東美術館時每年經費是多少?現在呢?

　　王璜生：當時從建館之初的200萬元、到后來的700多萬元，加上其他經費是1800多萬元。央美用于收藏的費用并不多，展覽的經費就更少了。我們現在只重點收藏學院老師、學生的作品，不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時主動出擊，收藏了不少古代的東西。

　　記者：這個傳統為何沒有延續下來?

　　王璜生：因為資金的問題。現在也是。以前央美學生在學生時代的作品我們都有收藏，現在從優秀畢業生創作中去挑作品時，我們還沒談，作品已被畫廊訂走了，我們又沒有特別的資金及優勢去跟畫廊拼。反而是老先生們的作品，家屬或者老先生本人比年輕人更重視美術館的意義，他們會捐一些。

　　不過，我們最近采取了一個新的方式。年初我帶我們館藏的學生作品展覽去英國展出，還出了書。我們錢比人家少，但這種宣傳、推廣力度可能會引起大家的重視。

　　記者：這么多年都熱情投入在做美術館這個事業上，你的終極目標是什么?

　　王璜生：當初因為自己是學美術史論出身、對國際的美術館有點感覺，就邊做邊學了。談不上“終極目標”，我只是覺得美術館的工作是有意義的，應該為之做點事。

　　但是，中國的美術館離世界實在還很遠，說不好聽點，是越來越遠。人家有規則，有傳統，有社會基礎，并在發展，而我們，是左沖右突之后的疲憊不堪。其實沒什么目標，只是說，如果能使中國的美術館在某個方面做得像樣點、規范點，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