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批評是根據批評者一定的世界觀、審美觀和藝術觀對藝術現象做出分析和評價，其主觀性大于客觀性，體現了寫作者個人的強烈個性和態度。越是具有獨立態度和觀點的批評，越是具有批評的價值和可讀性，那種四平八穩、八面玲瓏的批評并不是批評。”
這段話似乎是對藝術批評比較理想化的定義，而在當下嚴重市場化、資本化的藝術環境中，藝術批評的現象和批評家的身份也在改變。有人說，現在的文章多為吹捧，多是專業術語堆積，看不懂，批評家變成了策展人到處接活兒。而在文化觀察家周文翰看來，目前藝術評論的種種現象正是它多元化的體現，在各種弊端充分顯現之后才有改變的可能性。
記者：近期，您的《對藝術批評的批評》這篇文章在網絡上受到了行業內的很多關注。同樣作為一名文字工作者，您是否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來看待當下藝術評論的各種現象?
周文翰：前幾年我經常為海內外報刊和網絡寫藝術方面的評論文章和專欄。做文化和藝術產業咨詢方面的工作以后，寫作時間就少了，偶爾憑興趣為之。不過，這也讓我有機會可以拉開距離觀察當代藝術評論的“生產機制”為何是如今這樣，算是站在圈外看圈內。倒不是說要贊揚誰還是攻擊誰，而是看種種現象背后的形成脈絡、走向，以及有什么新的可能性。
記者：您認為藝術批評在中國是一個怎樣的發展進程，導致它變化的原因是什么?
周文翰：總體趨勢當然和中國社會文化體制的變遷是同步的。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原來計劃體制下的協會——學院——專業體制逐漸松動、變化，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市場化趨勢加劇，藝術市場和媒體市場都在快速發育并向商業化發展，藝術批評的生產也有越來越強的商業交易屬性。這種生產機制的變化主要基于中國經濟社會的市場化、商業化，具體說當然就是藝術市場和藝術生態體系的商業化和市場基礎擴大。 比如收藏家、投資者、大眾媒體、時尚媒體等加入進來以后，藝術批評家當然就不再具有以前那種權威性了。
記者：學術與市場的爭論一直不斷。您認為，藝術批評家是否有必要去了解市場，基于市場做出更有針對性的判斷分析?
周文翰：實際上，目前已經沒有持有統一價值觀、學術觀點的“批評家群體”了，而是有好多個批評家群體和個體。誰愿意參考市場信息發言也成，誰愿意研究藝術史、風格演變也成，有時候互相譏諷一下也好，但我認為沒什么真正的矛盾，因為現在藝術界本身就是四分五裂、多元化了。
記者：晦澀難懂、大量的引用詞匯和哲學化是很多讀者對藝術評論文章的反映。許多人認為，很多藝術評論已經不是純粹意義上的中文寫作。對此您持怎樣的看法?
周文翰：這是某些人借公眾名義設置的假問題。因為在多元化和分層的社會系統里，有不同的知識生產體系、風格體系，大家也有選擇如何寫和讀什么的權利。你認為太晦澀就別讀而已，肯定有適合你的東西。可能學院刊物上的或者學院內人的藝術批評文章更晦澀一些，而面向大眾的批評文章更通俗易懂一些。
每位批評家有不同的背景和面對的讀者群，他有自己的寫作策略和風格，讀者也有自由選擇讀或不讀的權利，因此這個問題不值得讀者和旁觀者發愁。就批評家們來說，如果想讓更多讀者讀懂或者吸引更多讀者，那就要寫得更通俗或者更具挑逗性，比如學陳丹青那樣老憤青說閑話好了，別去抱怨其他人寫得難懂就是罪惡。寫得深刻的也別抱怨別人平易就是罪。這種風格、深淺的爭議很無聊。
記者：您認為藝術評論可以讓大眾參與進來嗎?批評家是否有把藝術推向大眾的義務?
周文翰：在網絡和社交媒體時代，大眾當然可以參與進來發表個人意見并在交互圈子里傳播，但每個人的參與也只在各自社交圈內，不像以前說大眾參與就是幾百萬幾千萬人讀一篇文章看一張畫。藝術批評家愿意向公眾解釋藝術史、藝術作品當然好。這依賴于藝術教育體制、美術館體制和媒體等發揮合力，誰愿意都可以做，但這不是全體批評家的“義務”。
記者：資本的進入是使當代藝術火熱的主要原因。您認為資本對藝術批評有著怎樣的影響?
周文翰：當前中國資本力量可能是最強勢的，所以可以用交易方式定制批評文章，也可以影響很多媒體的報道、評論方向。這是現實，比歐美要赤裸裸得多，有點粗鄙資本主義的架勢。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資本的理性。正因為批評文章可以輕易買到，所以批評文章的導向性就下降了，或許這其中就有改變的可能性。
記者：目前的藝術創作和藝術家的身份變得越發模糊，“跨界”現象屢見不鮮，藝術家往往身兼數職。同樣，許多批評家也兼顧著策展人、畫廊藝術總監、收藏顧問等角色。您認為這兩種現象有沒有關聯性?
周文翰：我也跨界了，所以有點體會。這主要是藝術行業在急劇轉型、高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特殊需求”。一方面是行業需要很多中介角色和復合人才;另一方面是人們都習慣野蠻生長，抓一把是一把。這可能要持續一段時間，但也要看到，市場有自動矯正的功能，專業化、職業化的發展也很明顯。比如做的比較好的畫廊主、藝術家就不愿意再多花心思寫文章，因為寫文章明顯沒有和藏家聊天推銷作品的回報率高。
記者：近期，在微博上出現了不少藝術批評家之間的“論戰”，引發了眾多“粉絲”的圍觀，但似乎關于道德化的批評往往更能得到大眾媒體的呼應。對此您如何看待?
周文翰：我挺討厭一些微博和大眾媒體上涉及藝術價值的爭議，好多都是極少數人和極少數媒體對模糊議題進行有意的“設計”而已。吵到最后就成為了價值觀大比拼，比良心比道德什么的。
這可能和當代大眾媒體、社會媒體突然發達以后，“道德話語”的突出有關，以前持有不同道德觀、價值觀的人可能就碰不到、或者無法傳播，但現在人人都可以在微博上發幾句牢騷，讓人與人之間的道德沖突、價值觀沖突好像變得激烈了，其實私下可能沒那么嚴重，都挺混沌的。那些聲調最高的道德化批評的困境在于，在價值觀分裂的時代，不管你說的多高調，別人都可以不聽不理，于是他難免再加強聲調，要么弄得自己氣急敗壞，要么求助圍觀者或其他權威施加壓力。其實挺沒意思的。
我認為，任何人在掄自己的道德棒子之前首先要警惕的是這根棒子本身的來源、使用，別認為自己天然就站在道德高地上俯瞰。
周文翰
藝術和建筑評論家、文化產業咨詢專家，曾擔任《財經時報》、《新京報》記者，后從事文化藝術產業研究和收藏投資咨詢，長期為FT中文網、《新京報》、《經濟觀察報》、臺北藝術家雜志等媒體撰寫有關藝術投資、文化產業發展方面的評論和專欄，出版有旅行文集《廢墟之美——亞歐大陸上的建筑奇觀》
【編輯：成小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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