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曉華
中日韓三國書法擁有共同的歷史文化基礎，但是在后來的發展中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技”和“道”的把握上，三國書家群也顯示出某些不同的價值取向。這一點，我們從中日韓三國的對書法藝術的流行稱謂，似乎就可以看出一些蛛絲馬跡。
在中國，從經典文獻看，古代書家論書，既有稱“書法”，也有稱“書藝”“書道”，而近世普遍使用的是“書法”。日本韓國的書法觀念由中國傳入，兩國所面對的經典文獻是共同的，但近代“西學東漸”浪潮中書法藝術被列為獨立一科，在韓國稱“書藝”，在日本則冠以“書道”。顧名思義，“法”“藝”“道”，實際上代表了書法藝術與人的精神世界聯系的三個不同層面與對書法藝術理解的根本價值觀。對這一觀念理解把握的不同，可能導致書法家群體在審美趣味、技術方法和創作風尚上的差異。
中國人使用“書法”來定義概念，體現了中國書法家對法度的高度重視。“法”是規則，是一切表現的基礎，凡是從事此道者必須遵守規則。這是對的。以“法”為這門藝術的核心，這就造就了中國書法藝術的特點：技術水準始終占據高位。當然這也是應該的，某種程度上，技術因素決定藝術表現的高度。沒有技術就沒有藝術。何況中國是書法藝術的母國，這門藝術從這兒起源，她是這門藝術游戲規則的制訂者、技術的引領者，當然要絕對重視。但是把“法”作為一門藝術的核心，可能出現的問題是：會在觀念上造成“技術就是藝術”的誤導，混淆“技”和“道”的分野。忽略書法作為一門藝術具有的更深層的人文意義。類似的情況在西方近代美術史上也時有發生。它對一門藝術的技術推進是好事，但一個時期內，人文情采的豐富性和時代審美的絢爛多姿可能會因此受到影響。中國當代書壇持續多年的“千人一面”問題，是否可能跟這個有關系？
韓國書界襲用“書藝”，從名稱可以看出他們對書寫藝術的娛樂性的重視。應該說，韓國的老一代書法家(如在世的元老趙守鎬先生)，他們在書法觀念和趣味上應該說和中國毫無二致，是相當正統規范的，技術品味也很高。但是中青年一代，從他們的創作看，他們越來越顯示出追求“藝”——審美娛樂的傾向，在技術上，越來越多游離于“法度”之外，或取舍在“法度”和“任情”之間，追求片時書寫的快樂大于追求深沉悠遠的東方審美境界，從而在筆墨形式上，越來越率意，甚至不甚考究。韓國書法界專家學者曾從韓國人的“鋁鍋式”的民族性格特點，詮釋韓國書法的“技術精度降低”“率情表現度提升”的現象。重“娛樂”、重“當下快樂體驗”，收獲的是形式的多樣化和豐富性，但技術精度的缺失必然導致韓國書法的“通俗化”，能站在歷史等高線上參與競爭的書法家越來越少了。
日本將書寫藝術冠以“書道”之名，看得出其立意心存高遠。“法”是基礎，“藝”是“法”在審美活動中的應用，“道”則有點哲學意味，通過藝術要參悟什么的，把書寫藝術升華到更高的層面。筆者十多年前在日本做訪問學者時，跟日本書法界有過一些接觸，也閱讀過一些他們的著作。他們的表述，是日本書道更注重書家精神自由的追求，與中國書法異趣。這一點應該值得肯定。但是他們的問題和韓國書法一樣，對技術的重視不夠，最終導致高遠的目標是否能夠憑藉簡單的技術而得以實現，就成為問題。沒有足夠的技術支撐，形式是難以承載重負的。
綜觀中日韓三國書法，在“技”“道”關系上，應該說三國書法家都很重視，但是偏重各有不同。中國書法界有“技道并重”的傳統，但在“道”的理解和把握上，偏重對知識涵養、藝術規律的研究(所謂的“字外功”)，而對古代書家所倡導、追求的“道之煥也”(張懷瓘)的境界，則少關注，甚至根本無人問津。這可能也是應該引起我們學界重視和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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