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美林藝術館南展區開館儀式暨五周年館慶，6月末在北京通州韓美林藝術館舉行。李肇星、馮驥才、濮存昕、韓美林等文化名人，聚集在這個國內最大的個人藝術館中，一場以“民族復興的文化擔當”為主題的對話由此開始。

外交部前部長李肇星是第一個演講嘉賓。從一個山東鄉下孩子成長為一國外交部部長，他在工作之余的一大愛好就是寫詩。李肇星回憶起小時候在山東膠南一所鄉下小學念書，老師說中國最早的詩人就是那些干重活的勞動人民，背不動東西的時候哎喲哎喲地慨嘆，由是形成了人類最早的詩歌。李肇星說：“中國最早的詩歌集《詩經》，最好的部分就是民風，那是老百姓的東西。”

李肇星曾經訪問過意大利的佛羅倫薩，這是一個產生過文藝復興巨人但丁的城市。然而，當他問市長“最為這個城市感到驕傲的是什么”時，市長說：“是文藝復興初期，城市餐館中的一批服務生。”原來，由于當時餐館里顧客很多，服務員上菜的時候，為了顯得瀟灑且不把菜湯弄到客人身上，就用腳尖走路。后來大家覺得這樣的姿勢很優美，墊腳走路成了舞蹈——芭蕾由此誕生。李肇星說：“不管是精神文明還是物質文明，人民都是最重要的創造者。”

作家馮驥才近年來一直致力于文化遺產的保護，自稱是“中國文化的志愿者”。曾有一個企業家問他：“國家的價值觀是什么？”馮驥才說：“這我不能回答，但我知道什么東西不是國家的價值觀——錢。”企業家不同意：“那照你的說法，商人就沒法活了；而且我們國家現在需要錢。”馮驥才解釋：“你說的是一個國家的需求，不是追求，而價值觀是追求。我們講民族復興，不是回到歷史的過去，而是回到一種輝煌——國家統一、國力強盛、社會富足，而文化復興是民族復興的終極追求。”

馮驥才不久前在參觀英國溫莎堡時，聽說了一個故事。城堡在上個世紀90年代曾經失火，居住在附近的倫敦人自發前往搶救古堡中的文物，最后清點時，文物一件都沒少。“這才是國家的軟實力。有學生問我中國文化怎樣才能走出去，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有文化的自覺，尤其是知識分子。” 馮驥才說，“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有一批藝術家、作家站出來成為志愿者，承擔這種責任。”

其實，不僅是知識分子，正如李肇星所說“人民是最重要的創造者”，每個普通人對于文化復興都可有自己的擔當。在話劇《白鹿原》中扮演白嘉軒的濮存昕，對這個角色有新的理解：“農耕文明即將逝去，白嘉軒看到那個時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告別過去，于是他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去保護。話劇最后，白嘉軒走向山坡，拄著拐杖、背著臉看著遠方，一直到謝幕。我特別把那本《三字經》當著觀眾的面揣到懷里，那是中國農業文明里最值得尊重的堅持。”

濮存昕說：“我們每一個中國人，不管是不是知識分子，其實干的事兒都是過日子——像父輩、先賢們那樣，吃中國的飯、說中國的話、想中國的事兒、辦自個兒想辦的事兒——這其實就是文化擔當的基本內涵。而且我們要養育子孫，把祖上對自己的影響傳給下一代。”

濮存昕見過一個住在胡同大雜院里、滿口粗話的小伙子，在家里卻絕對不說粗話。為什么？濮存昕說：“因為他不想影響自己的孩子，他要把好的東西傳給孩子。這就是最基本的文化擔當。”

除了父輩的言傳身教，大學也是文化教育的重地。清華大學副校長謝維和笑稱自己是給大學的老師同學“打工”的。分管外事工作的他經常要參加各種大學論壇，發表演講推介自己的大學。其他校長喜歡講自己大學有多少院系、學科，有多少重大項目、科研經費，總之用一串量化數據來說明實力；而謝維和更喜歡說清華的歷史和文化。他總說清華有“三寶”：“一是出自《易經》的校訓；二是美麗的校園；三是清華的校友——不僅是國家領導人，更是一大批科學家、教育家以及在各個領域兢兢業業工作的知識分子。”

謝維和說：“評價一個大學，的確需要一些數據，因為它是物質基礎，但不能僅限于此。大學作為一個文化機構，一個民族復興的文化擔當者，不僅要出論文、出技術，最重要的是出思想。”

論壇的主人韓美林是最后一個上臺的。他首先感謝那些教過自己的老師們，“他們教育我，做事的底線是愛國”。如今自己也是博士生導師的他，借此館慶成立了“韓美林藝術獎學基金”，用于獎勵有藝術天賦但無經濟能力繼續學習和深造的學生，首筆基金200萬元贈予了清華大學。同時，依托韓美林藝術館建立的“清華大學研究生藝術教育及實踐基地”也正式掛牌揭幕。

已經77歲的韓美林在現場唱起了一首民歌：“九里里山疙瘩十里里溝，一彎彎水庫一洼洼油，羊羔羔叼著野花大壩上逗，綠壩繡上了朵朵白繡球……”韓美林說：“剛才唱的《走西口》是我1955年學的，不像現在的歌詞都是想你想你、愛你愛你。民族復興、文化擔當，這8個字分量太重，我沒資格談。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學生，但我知道要尊重這個國家，尊重我們幾千年的傳統文化。”（記者 蔣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