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天涯淪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識

　　——中國畫家們的“琵琶行”

　　文_班班

　　2012 年11 月30 日，在香港佳士得[微博]舉行的中國書畫拍賣會上，傅抱石先生作品《琵琶行》經過場內外買家數輪激烈爭奪后，最終以7008 萬港元的高價成交，刷新了傅抱石作品全球拍賣紀錄。

　　傅抱石先生曾就《琵琶行》這個題材創作過多幅畫作， 多成于1944 至1945 年間。之前上拍的《琵琶行》亦拍出了當年書畫拍賣會的高價。此次拍賣的這幅《琵琶行》，蕭平先生作了點評：“傅抱石一生創作過多件《琵琶行》，此幅是其重要的作品。抱石變法始于上世紀40 年代初，三四年后已趨成熟。此幅作于1945 年，筆酣墨飽，氣勢磅礴，上下部分大量的水墨應用，烘云托月，突出畫面中的人物。人物的線條用顧愷之的‘春蠶吐絲描’，造型上用陳老蓮夸張的手法，著重不在于形體的局部描述，重點突出神態意態，而去寫生寫意。”這樣精彩的點評，以及歷年來的拍賣成交高價，足證傅先生的《琵琶行》是代表其藝術生命的“精品”，而非隨意練習的“試驗品”。

　　那么，“琵琶行”究竟是怎樣一種題材？竟然能讓這樣一位國畫大師為此“畫”思如泉涌，在短短的兩年內就此反復創作！其中原因，實在引人遐想。

　　翻閱中國畫史，將歷朝歷代個體零散的創作串起來，往往會有驚人的發現，諸如各流派的興起、發展、衰落，某一繪畫技法的興起，某個時期畫家的喜好等等。當然，也有可能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當我們把“琵琶行”這一題材放入這一歷史長河加以考量的時候，我們看到，不止傅抱石先生青睞這一題材，也不止民國這一時期的畫家喜愛這一題材——

　　元：張渥 《琵琶仕女》

　　高啟 《白傅湓浦圖》

　　明：郭詡 《琵琶行圖》

　　唐寅 《琵琶行》

　　仇英 《琵琶行圖》

　　李士達 《潯陽琵琶圖》

　　陳煥 《琵琶行圖》

　　宋旭 《白居易詩意圖》

　　陸治 《琵琶行圖》

　　清：吳歷 《琵琶行》

　　張 《琵琶行詩意圖》

　　袁江 《琵琶行詩意畫》、《潯陽餞別圖》

　　沈宗騫 《琵琶行圖軸》

　　任預 《潯陽夜月圖》

　　任頤 《琵琶行詩意圖》

　　張宗蒼 《白香山琵琶行詩意圖》

　　近人：

　　傅抱石 《琵琶行》

　　李可染 《潯陽琵琶》

　　方人定 《琵琶行》

　　……

　　原來自元至明、清、民國、當代，均有畫家創作，“琵琶行”原來是“必選”題材啊！上述名單中，還不乏就此題材創作多幅的畫家，如方人定的《琵琶行》即為22 幅的組畫。有學者亦曾就這一現象作過研究，將這些畫家就琵琶行題材的創作歸結了“琵琶行情結”，并認為在明清時期形成。如此多的“琵琶行”，簡直就是在看似明了的畫面上設了一個謎面——是什么樣的一種情愫，能讓諸多才子在近千年的時間里發生共鳴、貫通古今？

　　要解開這一謎面，須得回到“琵琶行”繪畫的文學藍本——香山居士白居易的代表作、長篇敘事詩《琵琶行》，一探究竟。

　　《琵琶行》詩前原有序，“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常學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為商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于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為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此序已為讀者解題，此詩作于元和十一年(816 年)，作者時任江州(今九江市)司馬(州刺史的副職)。據《舊唐書》記載，元和十年六月，李師道派人刺殺主持平定藩鎮叛亂的宰相武元衡，時任左贊善大夫的白居易上書請捕賊以雪國恥，受到讒毀，貶為江州司馬。在萬象蕭瑟的秋夜，白居易送客于湓浦口，“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正在這需要音樂伴奏的情形，江上傳來琵琶聲。這是怎樣精彩的琵琶演奏啊，竟引得“主人忘歸客不發”。“大弦(琵琶最粗的一根弦)嘈嘈急如雨，小弦(琵琶最細的一根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看到這里，想來琵琶的聲音是簡潔明快、生動跳躍的吧！筆鋒一轉，又變了“鶯語”、幽咽于冰下的泉流、突然破裂的銀瓶水漿迸裂、鐵騎刀槍之聲……作者沒有局限于意象的鋪陳，直接用了各種聲音的比喻摹寫來表現琵琶的聽覺效果，明快的、幽咽的、凝絕的……讀之，琵琶聲猶在耳旁，聲聲撥動人心。在琵琶女指尖的攏、捻、抹、挑之間，琵琶樂聲不斷流出，如江上秋月灑下的白光，在四下寂寥的秋夜，那么醒目，那么撩動人心。秋江月夜、“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女、“東舟西舫”、凝神聆聽的主客……此情此景，早已入畫。

　　琵琶女彈的曲目也耐人尋味，初是《霓裳》(即《霓裳羽衣曲》)，后為《綠腰》(本名《要》，后訛誤為《綠腰》或《六幺》)。二曲皆是京城流行的曲調，為接下來琵琶女一番自述埋下伏筆。琵琶女本是長安倡女， 十三學得琵琶成， 師從穆、曹二善才(唐時稱琵琶師為善才)，過著“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閑度”的生活。然而，家道急轉，嫁與商人為婦。“商人重利輕離別”，日子遂變成了“去來江口守空船”。想起從前的少年事，禁不住眼淚縱橫。

　　遷謫江州一年的白樂天，從繁華熱鬧的京城到了這偏僻之隅，眼見為湓江濕地黃蘆苦竹，耳聽為杜鵑啼血猿猴哀鳴。春江花朝、秋江月夜——良辰美景，取酒助興，卻只能“獨傾”。琵琶女淪落的身世，便成了觸發白樂天無限感慨的引子。京都長安，既是琵琶女無限歡樂幸福的少時生活的代名詞，也是白居易昔日兼濟天下理想實現的朝堂所在。白居易曾在《與元九書》中說道：“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這是何等的春風得意啊！為“救濟人病，裨補時闋”，白居易創作了大量針砭時弊、反映百姓疾苦的諷喻詩，卻也因此得罪了權貴，以至于“執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被人逮著機會便落井下石，將其貶到了這黃蘆苦竹叢生的潯陽城。眼前的潯陽江頭(潯陽江，長江流經九江市北一段的別名)，寂寥蕭瑟，遠離京都，是詩人與琵琶女共同的淪落之地。京都，成了兩人回不去的過往。巨大的落差、難解的惆悵使兩人之間有了相同的情感，產生了強烈共鳴。任琵琶女的樂聲明亮清脆，白樂天的詩作優美明快，也只能為這凄涼幽怨的色調平添對比，讓聽到那琵琶聲或讀到這《琵琶行》的讀者更感到悲愴。當時，在座的諸位皆已“掩泣”。哭得最多的，便是這江州司馬，詩言“江州司馬青衫濕”(青是唐時文官品級最低者的服色，白居易當時官階為從九品，故著青衫)。那被冷落、被遺棄、被貶謫、被壓抑的情緒，既到不了屈原投汨羅江的悲憤，也沒有李太白“明朝散發弄扁舟”的灑脫，只能用這“濕”字來宣泄。

　　中唐時期的詩人，在盛唐的巨大成就之下面露膽怯，作詩拘于盛唐舊法，發展也逐漸停滯。白居易為打破這種停滯狀態，提倡“通兌”(意即簡易)，降低作詩要求，改變盛唐舊法，破除詩歌創作的神秘感，開詩歌創作的新風氣。這樣的詩，既有盛唐詩的概括力，又使人人能懂。因此，白居易這一時期的詩作表現出通俗化傾向，而《琵琶行》便是體現這一創作變化的典型之作。唐宣宗李忱有“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之句，可見通俗易懂的《琵琶行》在當時就越出了士大夫的階層，為俗世中人喜愛，流傳極廣。今天讀來，我們也能做到輕松理解，若不是白樂天的詩極端通俗易懂，便是唐時口語與今日差異不大啊！

　　“通兌”的效果，白居易當年就已看到。只是，香山居士大概沒有想到，讓這首詩流傳千年仍為人稱頌、讓這么多畫家競相以此為題的，竟是他那仕途挫折、天涯淪落的愁緒。真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啊！這顆種子，自白居易聽了那琵琶聲開始發酵，一千多年來，就沒有停止生長。“天涯淪落”之事時有發生，它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體驗得以強化并傳承下來，成為一種文化心理沉淀，積聚在人們的集體無意識當中。有此經歷或相同情感體驗的中國畫家們，一直在跨越時空與他相逢、共鳴，遂“取古人佳句，借其觸動，易于落想，然后層層畫去”(《古緣萃錄》)。因此，便有了我們前面所列的畫家以此為創作題材，從不同的角度繪出的一幅幅讓人感動的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