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見的“收藏熱”
收藏是一門高尚的“雅好”，這種說法相信大多數人都不會反對。但是手搭涼棚，放眼望去，收藏的田野上，已經攢滿了各式各樣的腦袋，收藏原本作為一件“圈兒內”的愛好，已經開始不斷地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大多數是傳奇故事和數字，洗刷各地新聞門戶和電視頻道，灼燒著人們的眼球――似乎流淚變得簡單，發財也變得簡單。
就算是在不那么有“中國特色”的西方國家，他們的藝術品市場上勤快和認真的人也越來越少了，要買到貨真價實的藝術品，人們不用對古玩有什么深入的研究，不用再關心作者、歷史、文化、造型、品相……只需要在賬戶里有足夠的存款，剩下的一切都交給所謂的藝術顧問或專業代理人就可以了――他們就好像是隸屬于瑞士銀行的“藝術銀行”的雇員。他們會幫客戶找到最適合在會客室展示的“貨品”。
想要把手頭幾個閑錢轉化成威望么？想要讓手頭的閑錢增值保值嗎？――投身藝術品吧！沒有比它更快、更方便的了！早在一百年前，德國著名藝術史學家尤利烏斯――最早承認法國印象派的地位和位置的嚴肅藝術界權威――就對此類現象震驚不已：“收藏家們愛的不是藝術，購買藝術品才是他們最關心的。購買和婚姻的道理差不多，只有婚姻才是愛情唯一的、實實在在的象征。”
中國特色收藏家
今年2月，某“收藏家”蔡先生在接受采訪時，對著記者眉飛色舞地抖了一堆包袱，他語重心長地教導道，對比國外的奢侈品，我們的古玩藝術品性價比要高得多，升值潛力也很大，所以與其買個名牌包包，不如買件藝術品。然后還就此發表了一番“民族尊嚴”、“崇洋媚外”、“華夏文明”之類的重要指示，恨不得搶過話筒高唱一曲《龍的傳人》。
事實上，在西方國家，任何一位具備起碼常識的人都不會將名牌包包和古玩藝術品放在一起比對，因為一個是商品，一個是藏品，一個價值取決于供需，一個價值取決于藝術內涵。盡管蔡先生說，他已經徹底轉型為一個收藏家，但在我看來，他不能算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收藏家。何也？作為一位“著名”的收藏家，蔡先生在提起收藏品和藝術品價值的時候，一上來就從“性價比”起手，滿口升值潛力經濟泡沫，儼然一副基金經理的架勢，這應該叫投資家，何為“收藏家”？一個以追逐最大利潤為先的“收藏家”，就像是一個以助弱扶貧為宗旨的度假山莊一樣荒誕可笑。
現在許多人，都借著收藏家的名頭，而且不只是收藏家的名頭，還有許多“企業家”、“慈善家”、“教育家”、“策劃大師”之類的名頭，實際上運營著中國影響最大的地下產業――“成功學家”。在古代，干這個職業的人都是兼職，主要用業余時間進行一下義務勞動。后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中國發展日新月異，就有人全職做這個事情。所謂“成功學家”，說白了，就是在賺錢后，摘出幾件自己賺錢過程中的鮮亮事兒，沒有鮮亮事也不要緊，拿別人的事跡用用或干脆編幾個，加上大段自己對這個世界不著邊際的偏見，然后借著大金鏈子的光環，斬釘截鐵地告訴還沒賺到錢的人，相信這些東西就能像自己一樣耀武揚威。這種邏輯其實沒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們竟然能以此為業，更可怕的是，他們竟因此產生了自己有資格指導他人人生的幻覺，最可怕的是，他們這一套真的成功得盤滿缽滿。
他們貌似上天入地無所不通，卻又在某些時候假裝諱莫如深以加深“圈子”的神秘感。面對粉絲們的狂熱追逐，他們漠然一笑，淡泊自賞；面對有識者的合理質疑，他們桀驁自得，不屑一顧。他們眼角的狹長細縫內，鎖著奮斗的奧義：整個人類的成功都可以復制，而且不止能復制――還只能如法炮制。但幽默的是，他們這時會悄悄透露給你，你沒資格“如法炮制”――因為成功的道路上，滿是他的“獨家人脈和秘籍”。因為我才有獨家解釋權，所以怎么糊弄你都是對的。
不僅投資，還要“洗錢”
此“洗錢”非彼“洗錢”――普林斯頓大學的社會學家澤拉澤這樣說，購買藝術品是可以把黑灰色地帶得到的“黑錢”洗成高貴的“文化錢”的管道之一。這里指的洗錢，是那些有錢人把自己的錢轉化成相應的文化地位。
正如波利尼西亞的原住民在冬季贈禮節上盡可能多地放棄他們的財富一樣，很多動機促使富裕的收藏家們將他們的財富盡可能多地“轉換”成文化。如果他為歌劇寫了劇本，或者在優秀的電視劇集里成功地扮演一個角色，又或者，干脆自己成立了一個電影公司，那么他就有充分的理由炫耀自己為文化事業做出了貢獻。毫無疑問，如果有誰出資建立一個公共圖書館并盡可能多地閱讀書籍，也一定能提升他的社會威望。但是與購買一兩件藝術品相比，上述的每一件事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更多的職業培訓或者更多的時間。如果想對《靜靜的頓河》評頭品足又不被笑話，你起碼得進行一百五十個小時的悉心閱讀；而一個藝術展開幕式即使沒有準備很多繪畫或雕塑供人觀賞，也照樣心安理得，反正人潮總會將其淹沒。
收藏家不是一般的買家。如果他們的錢花得對路，就相當于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火種守護神。國內的有錢人也漸漸明白，有些地位不是錢和勢能取得的，購買一艘大游艇那是“卑鄙的暴發戶行徑”，擁有二十輛保時捷，或者把爺爺的照片掛在天安門上，人們也不會把你當神看，反而會被那些酸文人當成話柄，但是，如果你有一件杰夫昆斯或者陳逸飛的作品，一個良渚陶瓶或者一幅黃庭堅手書，你就成了人類文明的紅衛兵，就是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那些叼著煙斗的紐約收藏家說道，“我永遠更尊重購買藝術品的人?！北M管他們手邊的報表和熒屏上跳動的永遠是紅綠色的納斯達克指數。本質上來說，和昂貴的珠寶或者特別定制的晚禮服相比，收藏品的價值是雙倍的：一方面，人們期待著總有那么一天能夠以更高的價格把某件藝術品賣出去；另一方面，沒有人能夠忽視藝術品交易的社會價值?；ㄥX買了藝術品的人就有資格夸耀自己為了文化事業、甚至更模糊地可以說是為了人類文明做出了貢獻。他們也會感覺自己儼然已經成為了贊助藝術的人――而實際上他們只不過是消費者而已。
收藏家精神的衰亡
前陣子，筆者在廣州的城中村做一個小作坊主子女教育預期的調查，發現他們時年十五六的子女，普遍對大學教育嗤之以鼻。有人曰此為“新讀書無用論”，并且唉聲嘆氣，說起一個人在法國經香港趕往內地，在地鐵和飛機上瞥得的舉起書本的數量，像是赤道往極圈延展的綠意，以驚人的速度減少，中國人的業余閱讀時間可謂是世界最少的。但是要我來看這件事情的話，我覺得值得注意的另外一個現像是――中國人為了功利，如升學擇業，厚黑轉運之類讀的書，應該是世界最多的。
正是因為自古以來，文字與金錢和權力的結合過甚，以至于大部分閱讀都帶有功利性，反而導致應該是由興趣主宰的閱讀變得像是童話中才有的美好愛情一樣，幼稚而又奢侈。收藏在中國亦如是，正是因為金錢和權力對它們太過貪婪，以至于不帶功利的收藏已經幾乎絕跡。
很多人想著，能不能在保有興趣的同時，“順便”還能賺點兒錢，掙點兒威望，或者說，“賺錢是為了更好地收藏”，這種美好的想象無異于“站著把錢掙了”，我很懷疑它在實際操作中的效果――任何發自興趣的東西，一旦與功利結合，就是一次無法逆轉的滑坡。
有一個笑話，說有一群古惑仔常常在一個居民區敲打垃圾桶為樂，周圍居民不堪其擾，多次投訴驅趕，均毫無成效，反而遭到變本加厲的反抗。后來一個老者跑去跟他們說：哎，我特喜歡這種聲音，從今天起，你們每敲一天，我給你們每人五塊錢，爛仔們覺得，天下竟有這等好事，于是賣出全身力氣敲了三天。誰知三天后，老者說，哎，我最近經濟狀況不好，每天只能給你們兩塊錢了，爛仔們心下不開心，但還是勉強敲著，只是力度就差了許多，再過三天，老者說，對不起，我再也沒錢給你們啦，但我還希望你們繼續敲。爛仔們勃然大怒――哪兒有這么好的事兒！甩手而去，從此小區清凈了。
清代學者洪亮吉在《北江詩話》里把私人藏書家分為五等：考訂、校讎、收藏、鑒賞、掠販。在他看來，掠販是最低一級的藏書家。要我看，說掠販一定低級，似乎有些鄙視商人的色彩，它們畢竟以自己的方式，促進了整個圈子藏書的流動信息交流，但他們不是藏書家，他們得到書，不能稱之為收藏，應稱之為進貨。所謂收藏，必有一個前提，也只需要這一個條件，就是，不能以獲得現實利益為目的，就算是轉手騰挪，也以藏品的流傳為目的。“利”用經濟學的概念來說，就是通貨。通貨非同一般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與任何商品進行換算，“藏品”非同一般的地方就在于，它取決于人的記憶，審美，以及尊嚴和愛，具體來說，就是每個人天靈蓋里流動著的東西。收藏并不一定要冠在藝術品或古文物上，才顯得“血統純正”。我接觸過一些對模型或者黑膠唱片情有獨鐘的人，他們對于其“藏品”的癡迷，用愚忠來形容并不過分。一道愛物上的劃痕后猛然攥起的拳頭和夾雜著哽咽的吸氣，與親歷《富春山居圖》被火舌撕開的吳靜庵相比也不逞多讓。
和許多人提起孔方兄，就像見了馬桶一樣扇風捂鼻的“清高”不同，我在這里沒有貶低通貨的意思，藏品和錢財不能換算，并不代表藏品就一定高出錢財一等，只是不相往來而已，就像“生命無價”一樣，一百萬不能挽回一條生命，但是這不是說生命比一百萬值錢――我獻出自己的生命，也無法換到一百萬――只是它們之間是不進行交易的，價錢就無從談起。很多人珍愛一生的，盆缽，唱片，書信，在很多人眼中，一錢不值。通貨讓我們不斷地把肚子填得更飽，對藏品的珍愛讓我們在填飽肚子的同時，活得更有勁。
當然，并非全世界的人們都和投機商或侯衛東們有同樣的雄心和追求，每個人對藝術都有不同的理解。我相信，大多數收藏家為藝術斥資數百萬的原因是他們真心地相信其中的藝術價值――至少在外國是這樣。洛杉磯杰出的收藏家艾利布勞德與他同樣熱愛藝術的妻子在邁阿密藝術節購物，在都市照片展位那里以15萬買到辛迪謝爾曼的一些早期照片，他說，“我們認為購買藝術品不是投資，我們獲得心理享受。我喜歡回家看我們墻上的藝術。”
美是藝術市場的基石。只是，美之外人們希望從藝術作品中得到的東西往往跟錢有關。紐約最大的藝術品經銷商之一告訴荷蘭社會學家威爾舒斯說，收藏家“永遠需要一個解釋來說明自己為何會花那么多錢，有時候是實際價值的數倍，來買一件藝術品。他們整天都想聽到一個聲音對他們說他們的購買行為是靠譜的?！倍饬克囆g購買的美感的最簡易方法是看――那件藝術品賣多少錢。當他們尋找偉大藝術作品的時候，他們往往會通過價格卷標進行搜索。的確，在藝術這么一個帶有些許信仰意味的文化領域中，就連那些把藏品捐給博物館的收藏家們，也無一例外不能抗拒建立與那些藝術品之間情感上的連結，即使那些藝術品不在他們手上。這種聯結，比旁人想象的要強烈得多。
查特溫在他的小說《烏茲》里借瓷器收藏家烏茲先生之口這樣說道：“如果所有博物館都能每隔五十年被洗劫一次，讓那些藏品能夠重新流入市場，才是最理想的”。收藏家們看來，博物館里那令人窒息的空氣以及人們的凝視簡直奪去了展品的靈魂，只有把它們變成私人財產，才能賦予它的主人觸摸它的權力――這可是必不可少的。就像一個嬰兒伸出五指去抓住一樣只有他自己才叫得出名字的東西一樣，這些在收藏時顯得異常狂熱的收藏家們，用綿軟的眼神和綿軟的手指按摩他的藏品的時候，心里仿佛喚醒了藝術家賦予這件藝術品生命時的那種觸摸。
如果你留心前年瘋狂的藝術品市場，你一定會對一位花兩千美元買了一副臺燈隔天就以一萬美元賣掉的一位夫人記憶猶新。然而那個故事還沒完，她因為太思念這件作品，過了兩年又花了十萬美元把它買了回來。
最近一期《南方周末》里一篇報導古籍爭奪戰的標題為《除了2.16億，我們還知道過云樓的什么》可算是一棍敲中了這個時代的七寸。如果沒有2.16億這么一個數碼，很多人甚至于分不出過云樓和青樓的區別，“我收藏它，是因為我喜歡它的光澤，它的紋理，它的質感”在如今這個藝術品泡沫瘋狂的年代里，這種說法不僅已經變得矯情，而且像“我喜歡喝啤酒是因為它的味道”一樣可疑。雖然在當下這個投資當先，洗錢滾滾的年代，鑒賞啤酒的口味已經變得酸氣又可笑，但是，如果每個人喝啤酒都不再為了它的味道，那喝啤酒還有什么意義可言？我們真的還在喝啤酒嗎？ 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如今真正意義上的收藏家越來越少，在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還有幾個人誰肯像過云樓主人顧文彬一生殫精竭力收集海內善本的呢？又有誰愿像王世襄一樣為國追繳文物功在國家被審查入獄仍無怨無悔的呢？更別說像張伯駒先生那樣為國寶毀家紓難了，當這些人代表的收藏家精神也隨著他們一起逝去的時候，收藏就真的走向衰敗了。
注： 本站發表文章未標明來源“成功書畫家網”文章均來自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我們刪除，聯系郵箱：1047780947@qq.com
甘公網安備 620102020016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