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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

李鴻章書法扇面

李鴻章書法對聯

　　雄心遠志寄翰墨

　　——清末名臣李鴻章書法作品賞析

　　安徽李暉

　　清代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的李鴻章(圖1)，可是位晚清時期特殊重要的人物。他字子黻，一字漸甫，號少荃，晚號儀叟。他所創(chuàng)辦并主持的淮軍，與湘軍一起，成為晚清政府生存的兩大軍事支柱，他親手組建和開辦的北洋海軍與北洋水師學堂，使之成為中國軍事近代化歷程中的開拓者；他多次代表清政府，與諸列強國家開展外交活動，并簽訂了多個屈辱喪權的不平等條約，成為晚清外交界的代表人物；他又是晚清政府經濟命脈的操控者、洋務運動的實際領導人，先后主持興辦了不少近代軍事工業(yè)與民用工業(yè)實體，對促進中國近代化產生過巨大影響，這都是眾人知曉的歷史事實。但很少有人提及他是位素養(yǎng)頗高的文化人，更是位造詣甚深的晚清書法家。為填補對李鴻章這方面的認識，特選其兩件意韻深長的書法作品，供大家一并賞析。

　　先賞李鴻章的扇面書法(圖2)。此扇面為灑金紙本，高18.5厘米，寬52厘米。字為行書，所書內容是《北史·庾信傳》的前半部分。文曰：

　　“庾信，字子山，南陽人。祖易，父肩吾，并南史有傳。信幼而俊邁，聰敏絕人倫，博覽群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為右衛(wèi)(率)。”款落“戊寅秋日為潔夫五兄大人屬。李鴻章”。扇面右上首鈐“青宮太保”長形朱文印，左下則鈐“少荃”二字朱文印。

　　從落款文字中可知，李鴻章此扇面書法是為其“潔夫五兄”所寫。“戊寅”，即光緒四年(1878年)，可知此為這一年的“秋日”所作。李鴻章生于道光二年(1823年)，卒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是年五十五歲，正屬中年的年齡段。扇面上首印的印文告知人們，此書法所作時，李鴻章官銜已是太子太保。因為“青宮”，即太子之宮的別稱。太子宮，處于整個宮廷的東方，故有“東宮”之稱；又因陰陽五行說中的東方，色為青，故東宮又有“青宮”的別稱。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初授贊善大夫早朝寄李十二助教》詩即有“病身初謁青宮日，衰貌新垂白發(fā)年”詩句。就李鴻章仕途履歷而言，此時李鴻章尚未入仕朝廷的中樞要職，于其封爵之前。

　　扇面所書的庾信，乃南北朝時期的著名文學家和賢良之士。他“聰敏絕倫，博覽群書”，聞名于世，他這位庾肩吾之子，與東海徐？？之子徐陵，曾同為抄撰學士，同在東宮任職，又因同善詩賦、喜駢文，風格又共同擁有雅逸綺艷之美的特色，以致被社會稱之為“徐、庾體”。這種文體在南北朝與后代，均有強烈地影響，歷史上文化最為繁榮的大唐帝國，亦崇尚這種文體。在南朝梁時，庾信的文章，社會文化界是“競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此“都下”，指南朝首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市)；庚信出使東魏期間，也是其“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此“鄴下”，乃東魏之都鄴(今河北臨漳鄴鎮(zhèn))；南朝梁晉庾信為“東宮學士”，領首都建康令，“累遷儀同三司”；后出使北朝西魏，西魏政權愛其特殊才能而留之不讓返；北朝周時，更留之重用，“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再進封侯爵。北周明帝、武帝又均是“雅好文學”的皇帝，因而庾信更“特蒙恩禮”，北周諸王與之亦“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庾信還做過北朝的弘農郡(今河南靈寶縣)守、洛州(今河南洛陽市)刺史，因為庾信做官，均能“為政簡靜，吏人安人”，故甚得民意，深獲民心。

　　具備像庾信那樣如此高的文品和官風的，于南北朝屬于出類拔萃，就整個封建王朝歷史來說，亦是少見。這就引發(fā)起時在中年、同樣在“青宮”任官的李鴻章的景仰與愛慕。正是這種景仰之情與愛慕之意，才促使李鴻章提筆寫下扇面的這些文字，同時也借此表達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為官志向。

　　李鴻章扇面所書的，僅是“庾信傳”的開首幾句，以《北史·庾信傳》相較，只是在“南陽”后少寫了“新野”二字；于“聰敏絕”后多了個“人”字。其他皆無改動，說明李鴻章對正史典籍的尊重。在不方不正的扇面上，布局有序，字字和諧于一體，美若一粒粒生動活潑的珍珠在跳躍，行行有度，疏而不亂。覽之讓人心曠神怡，賞心悅目，不失為一篇書法高品佳作，顯示出李鴻章的書法造詣之深。

　　下面再賞李鴻章所書的一幅對聯(圖3)。字是寫在蠟箋之上，每紙長164厘米，寬37厘米，行楷，上下聯各八字，謂之“八言聯”。

　　上聯云：高爵排天數行直上，下聯曰：大魚縱海一向無前。款署“李鴻章”，下鈐“李鴻章印”、“大學士肅毅佰”二朱文方印。

　　此聯雖未留下作書的具體年份，但從“大學士肅毅佰”的印跡中可知，此聯雖亦書于光緒年間，可晚于上述扇面所述的年份。此時李鴻章已不是“青宮太保”的東宮職官，而已晉升為文官中的高崇“大學士”職位。李鴻章一生中并榮獲“武英殿大學士”和“文華殿士學士”殊榮，一人得授兩個大學士，足見晚清政府對李鴻章的器重，何況又被封為“伯爵”。這種崇高爵位，在滿族統治集團執(zhí)政的清王朝，漢族臣子是很難得到這種殊榮的，故聯中稱之為“排天”“高爵”，一點也不過份；升了權要大官，封了伯爵，俸祿也隨之大漲，故聯中用“數行直上”來表達這種官場亨通現實，在如此殊榮環(huán)境中，李鴻章表達了自己如同一條“大魚”去“一向無前”地“縱海”的志向、決心承諾；去“一向無前”地扶持腐敗的清政權的生存，表達了他的特殊待遇下的特殊心志。

　　較之上述扇面書法，這幅行楷八言聯，顯得結構上更加嚴謹規(guī)范、端莊簡潔，筆力上呈現出更加蒼勁雄健、沉穩(wěn)渾厚，字里行間飽含著一種書法藝術上的豐厚底蘊，標示出書法家是一位精妙的大手筆！李鴻章一直堅守發(fā)展洋務運動事業(yè)，想通過對外“開放”和內部“革新”的途徑，實現他倡導的“自強”、“求富”國策。可他實際上卻始終秉承清政府的旨意，看慈禧太后的眼色行事。他雖有文才，與其恩師曾國藩在奏章上享有“雙璧”之譽，他亦常“以文才自喜”，但最終并未達到南北朝庾信那樣的文學影響力，也未有獲得那種適民意、得民心的官風賢跡。這位“高爵排天”、“一向無前”的重臣權貴，卒后僅十年，腐朽衰退的清政權即崩潰滅亡，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政體制度也隨之結束，誠如有的現代學者評價：李鴻章作為“社稷之臣”，最終則成了清政權與封建制度“殉葬者”、“共沉淪”的悲劇人物。

　　常言道：詩言志，其實書與畫又何嘗不是在“言志”呢！？鑒賞或賞析歷史人物和書畫藝術作品，必須將“作品”放到“歷史人物”所在的時代并結合此“歷史人物”人生履歷中不同階段的心態(tài)，去評議、去研究，方可得到真締。這也是李鴻章此兩件書法作品賞析中，給人的一種深層次的文化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