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士奇行書七律詩軸,山東省博物館藏
清初,為了穩定政局、拉攏文人,同時也由于傳統漢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深厚積淀和巨大吸引力,清統治者對漢文化,尤其是書畫、詩詞等藝術表現形式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而這一時期,被尊為“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其一言一行對整個社會的藝術風尚自然有著難以估量的影響力。由于受其師沈荃的影響,康熙帝對董其昌的書法幾乎達到了如癡如醉的程度,并身體力行地進行創作實踐,其存世書跡中多有臨董之作。所以,在當時能寫得一手“香光體”往往也會受到皇帝的寵信和青睞,于仕途大有裨益。故終其一朝,學董之風已成為當時一個顯著而又特殊的文化現象。高士奇便生活在這個時代,并對此一時期的藝術風氣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高士奇青年時代曾就學于國子監,因書法秀麗整飭、有“二王”風范而受到皇帝的喜愛,入值南書房。其書宗“二王”一脈,于虞世南、趙孟頫亦有所涉獵。其性情乖巧機敏,凡事皆能迎合圣意,遂又轉學董書,且下了一番巨力。他擅行、楷二體,書風面貌較為接近董書,現藏于山東省博物館的這幅行書七律詩作品即能代表其書風。此作為綾本,縱188厘米,橫47.5厘米。筆法珠圓玉潤、一絲不茍,且筆筆到位,表現出嫻熟的控筆能力;結體勻稱平穩,中宮松弛,重心稍向右下,上收下放,于章法排布上字形變化不大,字字獨立,尤顯規整疏朗。其題款處的留白也較為適當,使作品流露出從容溫和之氣。通篇看來,此作有明顯的董書意態,然沉穩有余,灑脫飄逸不足,少神來之筆。究其根源,乃是時代風氣、個人稟賦、性格和身份等多種因素極大地制約了他在書法領域中所能取得的成就。
首先,高士奇雖為皇帝近臣,然其以擅書入朝,其性質僅相當于御書房秘書而已,既無遠大的政治抱負,也不曾主政一方,且伴君如伴虎,諸事皆需小心謹慎,還要時刻揣摩圣意,其胸襟與藝術視角也自然受限,與傅山、八大山人乃至“揚州八怪”野逸、奇崛的書法風貌相比,在藝術格調及氣象上有著明顯的差距,其作品往往給人以循規蹈矩、庸碌乏味之感。其次,他書作中透出的冷靜與過分的理性,同他鑒藏家的身份又是密不可分的。作為書畫鑒藏家,除了解書畫史常識和作偽的多種手段之外,還要有縝密的心思以及冷靜的心態,時刻以“依據”為第一要素。因此,他們在創作時往往能做到精準到位,卻缺少隨性揮灑的韻致和直抒胸臆的膽識。歷代鑒藏家如米友仁、張晏、項元汴等,雖亦擅書,然終非一流大家。再次,康熙朝精于董書者不勝枚舉,沈荃、查士標、查
昇、笪重光、姜宸英生前皆享大名。
但由于取法的趨同和單一,書家的
個性很難得以施展,且師生之間的
口傳心授也使學書者常不自覺地
將老師的作品作為學習范本,從而
對董氏書作中原有的種種妙處少
有揣摩,同時代書家之間又相互影
響,陳陳相因,各家面貌也就漸如一
家了。高士奇于此董派書家群中資
質平平,雖功力不淺,但囿于時風及
“圣意”,此種弊端在他身上也就難
以避免了。
此外,高氏所著《江村書畫目》中列載其購藏書畫的具體銀兩數目、真贗品級及去向,其中進呈圣上之物多為贗作,而自詡擅書精鑒的康熙帝卻渾然不知,由此也可見其高超的“戲君”手段和貪婪圓滑的秉性。知其性而后觀其書,于精熟圓潤之外卻也稍乏骨力,且有精心刻意之態,難見天然妙趣與率真之性情。
高士奇(1645-1703),字澹人,號江村、瓶廬等,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曾任翰林院侍講,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晚年封禮部侍郎,以母老為由未赴任。深得康熙帝的寵信與眷顧,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因涉嫌結黨營私、賣官鬻爵,致仕回籍,三十三年官復原職。擅書畫,精鑒賞,著有《江村銷夏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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