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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創作中，毛筆無疑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書家必定要選擇適合自己的好筆來揮灑。不稱意的筆就如彎曲的筷子、腐朽的竹篙，費力不討好，這也是米芾的體會與告誡。

　　書家碰到不稱意的毛筆必換之為快，這往往能在歷史中找到許多生動的記載。鮮于樞在其所書《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款文中抱怨毛筆質量低劣，以致換了三次筆才寫完這首詩。其跋文曰：“右少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玉成先生使書，三易筆竟此紙，海岳公有云，今世所傳顛素草書狂怪怒張，無‘二王’法度皆偽書。”鮮于樞對器材十分講究，在其《贈筆工范君用冊》中提出“百工之技，唯制筆難得其人”。他還分析其原因在于制筆要求通曉書法，而書法太難通。他在文中還批評了制筆因為貪利而失敗的現象，告誡范君用不要重蹈覆轍。

　　更為糟糕的情形發生在王寵書《王昌齡詩》的時候，為了寫完這件作品他竟然換了八次毛筆。明嘉靖五年(1526年)，王寵應朋友之請，書寫王昌齡詩十二首。所用的紙為吳中新制的藍色粉箋紙，此種紙極易損壞毛筆，以致他八易其筆才寫完此卷。由此可想見紙筆不合給書家帶來痛苦與無奈，亦見書家對筆極高的要求和敏感。由于頻繁更換毛筆，此卷后半部分明顯比前面字形大了許多，其章法的整體性受到了一定的破壞。王寵在此卷尾跋道：“年甫簡持此卷索書，乃吳中新制粉紙，善毀筆，凡易八筆，方得終卷，中山之毫禿盡矣，勿怪余書不工也，當罪諸紙人，王寵識。時丙戌十月既望。”言外之意，我書法不佳的原因在于紙張太差了。

　　為了適應新的情形，書家不但要擇筆，還要參與制造毛筆或改善毛筆。張芝習書勤苦，家中的帛必先書而做衣。他以帛習字，取其篇幅寬大，行筆使于馳縱。可是未煮練之帛為生帛，比之簡牘，吸墨既快又多，故他改良毛筆的蓄墨量，使之適應于縑帛，且能連綿而書，墨不枯竭。張芝改良毛筆使用生帛無疑促進了章草轉變為今草的進程。其一，絹帛面積大，提供了多行并列書寫的可能性，這自然要求書家關注行與行之間的章法關系，章法必定影響到單字的結構與用筆問題。其二，改良的毛筆蓄墨多，絹帛吸墨較快，這必然影響到行筆速度與書寫的連貫性，從而使字字獨立、結構端莊的章草慢慢演變為連綿飛動的今草。

　　就書家而言，筆不佳亦不利，久之易壞手法，以致形成不良的手勢與筆性，后患無窮。紙墨不佳，亦有此弊端。元末孔齊在《至正直記》中說：“筆不好則壞手法，久而習定，則書法手勢俱廢，不如前日矣。……此吾親受此患。向者在家，有荊溪墨、錢塘筆，作字臨帖，間有可取處。及避地鄞縣，吳越阻隔，凡有以錢塘信物至，則邏者必奪之，更鍛煉以獄，或有至死者。所以就本處買羊毫苘麻絲所造雜用筆，井市賣具膠墨，所以作字皆廢。”由此足見差筆劣紙的危害之大。筆者亦有同感，以前多在生宣上練所謂的“控制力與功力”，以至于碰到好紙反而不習慣使用，并形成了許多不良的用筆習慣。當然，史載顏真卿以黃泥練字，懷素年輕時用芭蕉葉及木板練字，是出于受經濟條件限制，當不在本文分析之列。

　　按常理而言，書家必擇筆；然而，歷史上也有不擇筆而佳的現象。據史載，褚遂良非精墨佳筆不下筆，而歐陽詢、虞世南、裴行儉等書家不擇筆且能隨心所欲。尤其書寫行草書時，不擇筆的現象更為多見。究其原因，書家靈感涌現，激情四射，偶然欲書，不擇紙筆，這是“無意于佳乃佳”的心理現象。周星蓮主張“廢紙敗筆，隨意揮灑，往往得心應手。一遇精紙佳筆，整襟危坐，公然作書，反不免思遏手蒙。所以然者，一則破空橫行，孤行己意，不期工而自工也；一則刻意求工，局于成見，不期拙而自拙也”。筆墨精良固然能激發創作欲望，然而精紙佳筆也可能因主體過于在意而適得其反。廢筆敗筆，任性揮灑，不期佳反而達到了佳境。

　　不過，書家不擇筆不是通理。陳槱認為“余謂工不利器而能善事者，理所不然，不擇而佳，要非通論”。可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理所當然的，而不擇器材只是特殊現象，而非普遍規律。

　　必須交代清楚的是，書家不擇筆并非不擇優劣，而是不擇新舊。佳筆即使用禿了舊了，仍具有尖齊健圓的優點，依然能得心應手；劣筆即使新的也不能稱心如意。所以王右軍父子非宣城陳氏筆不書，韋誕喜用張芝筆，東坡喜用杭州陳奕筆，指的就是這個道理。(朱友舟，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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