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館古代書畫展廳，60幅從美國回國“探親”的中國古代字畫讓參觀者大飽眼福。這場名為“翰墨薈萃”的五代宋元字畫大展，包括了宋徽宗《摹張萱搗練圖》、黃庭堅《草書廉頗藺相如傳卷》等傳世珍品。

　　其中最引人關注的，要數五代董元（亦作“董源”）的《溪岸圖》，從來沒有一幅中國古代繪畫作品像《溪岸圖》那樣，引發了一場長達15年的國際性大辯論。本月初，上博為“翰墨薈萃”舉辦了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溪岸圖》再次成為專家們在發言中談及最多、爭論最激烈的作品。

　　各抒己見，三大高手隔空交手

　　研討會上，鑒藏家謝稚柳的夫人、書畫家陳佩秋針對《溪岸圖》率先發聲，她認為畫絹材質是10世紀的，款識“北苑副使臣董元畫”墨色與畫面色澤一致，畫上收藏印也證明從宋代至明代流傳有序，從構圖和技法上分析，這是董元存世的惟一真跡，而收藏在各大博物館的《夏山圖》、《瀟湘圖》和《夏景山口待渡圖》則應是明代偽作。

　　上海美術館專家丁羲元也認同陳佩秋的觀點。他認為《溪岸圖》不僅是董元真跡，而且畫面上一家四口是南唐中主李璟一家，畫中被抱在婦女懷中的小孩正是后主李煜。

　　研討會現場，上海古代書畫收藏家顏明告訴記者，圍繞《溪岸圖》目前學術界共有三種觀點，一種認為是張大千的偽作，一種認為是董元真跡，而國內的主流觀點是，它至少是一幅宋代古畫，是否為董元真跡則無法考證。

　　在這次展覽上，三種觀點再次交鋒，三派代表人物雖然未在展覽上碰面，但隔空交手依舊帶有一點火藥味。

　　“偽作說”的代表人物是美國人高居翰，中國古代繪畫史的研究權威之一。在展覽的論文集中，他毫不客氣地寫道：“我堅信，這根本不是一張古畫，不過是近代畫家、贗品制造者張大千的偽作……《溪岸圖》的風格特征和其他署名張大千的畫作是如此一致，在真正的古畫中不會得見，這才是判斷問題的關鍵。”

　　“真跡說”的代表人物美國大都會博物館顧問方聞教授，在提交的論文中，將《溪岸圖》與10世紀的墓葬壁畫、佛經插圖進行圖案分析，重申“《溪岸圖》是董元創作于公元940年左右的真跡”，“創作時代早于皴法技藝形成之前”，它和另一幅董元作品《寒林重汀圖》可被視作創立典范的基準作品。他進一步寫道：“對絹本畫碳含量進行激光掃描，將會為證明兩作系同出一人之手提供新的科學證據。”

　　而“五代北宋”說的代表人物臺灣大學教授傅申，當天恰好擔任研討會第二場的執行主席。他在點評中說：“我研究張大千幾十年，說《溪岸圖》是張大千作偽，暴露了高居翰的知識盲點，他不了解張大千的繪畫風格。”而對于“真跡說”，他也不以為然：“它是五代北宋的作品，但署名‘董元’并不能排除后人所為，要證明確實是董元的作品，必須拿出更多的鐵證，否則就是一廂情愿的猜測。”

　　真偽之辯，引發國際大交鋒

　　在展覽現場，記者看到的第一幅作品就是《溪岸圖》，它高超過2米，寬超過1米，雖然畫面因年代久遠而變得晦暗，但重巒疊嶂中隱藏著水閣清幽，仍然顯得氣勢撼人。

　　正是這幅畫，引發了一場國際性大辯論。南京博物院古代藝術研究所張蔚星向記者介紹了事件的來龍去脈：1938年，徐悲鴻在廣西購得一幅署名董元的巨幅古畫《水村圖》，同年張大千在桂林與徐悲鴻會面，見之愛不釋手，遂帶回四川研究。幾年后，張大千從自己的藏品中挑出徐悲鴻喜歡的金農《風雨歸舟》（有人認為此畫系張大千偽作），換得此畫。1957年，鑒藏家謝稚柳將此畫公開，并審定其名應為《溪岸圖》。上世紀60年代，美國華人收藏家王己千從張大千手中獲得此畫，并請東京著名裱畫師目黑重新裝裱。1997年，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董事唐騮千出巨資購得此畫，并捐給大都會博物館，《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登此畫并稱其為中國的《蒙娜麗莎》。然而同年8月，美國《紐約客》雜志刊登一篇爆炸性文章，稱《溪岸圖》為仿制贗品，文章引用高居翰的觀點：“這不可能是一幅10世紀作品……其作者應是作偽者與收藏家張大千。”

　　以高居翰的地位，此論一出輿論嘩然。1999年，大都會博物館專門召開國際研討會，探討中國古代繪畫的鑒定問題，會議幾乎聚集了西方所有的中國美術史專家和部分中國大陸、臺灣學者，然而大家并未達成共識，三大陣營依舊壁壘森嚴。

　　持“作偽說”的包括高居翰、日本的中國美術史家古原宏伸、前克里夫蘭博物館館長李雪曼等。高居翰列出14條證據，試圖論證張大千不僅偽造了《溪岸圖》，而且伙同徐悲鴻、謝稚柳、丁羲元等偽造了《溪岸圖》的收藏史，稱此畫是張大千最成功的欺世之作。持“真跡說”的則有方聞、丁羲元和國內鑒賞大家謝稚柳和啟功，而持“五代北宋”說的則包括耶魯大學教授班宗華、何慕文，臺灣大學教授傅申，臺北故宮石守謙、北京故宮徐邦達和楊新。各方均言之鑿鑿，真相在數十位專家的上百篇文章里顯得越發撲朔迷離。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何慕文利用現代科技對《溪岸圖》的材質進行了檢測。紅外X光攝影顯示，《溪岸圖》歷史上經過3次裝裱，他在論文中稱，《溪岸圖》絹面的經緯粗細和結構、色調、保存狀態、修復方式及印鑒磨損與公認的北宋屈鼎《夏山圖》相似，而與公認的張大千作偽的《藏林疊嶂》等畫有巨大差異，為支持《溪岸圖》是古畫而非張大千偽作提供了證據。

　　拋開爭議，學術理性更為重要

　　說起來，董元與作為南唐首都的南京有著不解之緣。

　　張蔚星告訴記者，董元的官職是北苑副使，北苑所指現在尚無定論，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為北苑是南唐皇室的私家園林，董元大致相當于園林管理局的副局長，因此歷史上又稱他“董北苑”。北宋統一南方時，董元已去世，他的和尚徒弟巨然隨后主李煜去了汴梁，也帶去了董元開創的南方山水畫派，轟動一時。現在被認為是董元的傳世作品約有七八幅，當時畫家作畫一般不署名，而《溪岸圖》是唯一有落款的，曾被南宋權臣賈似道收藏，明代又進入皇家內府。《溪岸圖》的山石是唐代以來的層層渲染技法，而沒有使用董元首創的披麻皴，因此方聞才認為這是董元早期作品。

　　在研討會上，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副研究員談晟廣通過畫面細部的對比，印證了元代錢選《浮玉山居圖》是對《溪岸圖》“取其一二，摹以自玩的”的文獻記載，也為《溪岸圖》是古畫而非偽作提供了新證據。他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比作者是否為董元更重要的是《溪岸圖》的學術價值：“宋代山水是空間的再現，任何一段都不能隨意抽取；而元代山水是空間的表現，畫面的片段可以隨意抽取和組合，《浮玉山居圖》及趙孟頫的《鵲華秋色圖》受到《溪岸圖》啟發，促成了這樣的轉型。”在他看來，董元風格的圖式有兩種，以《溪岸圖》為代表的“絕岸”和以《寒林重汀圖》為代表的“重汀”，其中“絕岸”式經過元代畫家的轉換，又成為明清追仿的主要構圖樣式，由此可見《溪岸圖》在中國繪畫史上的重要性，影響千年至今不絕。他說：“即使這是摹本、仿作，也不損害其價值，就像傳世的王羲之書法，皆是后世摹本或雙鉤本，在真品無傳的情況下，誰又會質疑它們的價值呢？”

　　對于這種爭議，展覽的策展人、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單國霖告訴記者：“‘翰墨薈萃’突出了展覽的學術性，《溪岸圖》的爭議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學術問題，爭議對學術研究，對于豐富中國書畫的鑒定手段都很有價值，研討會上通過切磋和辯論所體現的學術理性，正是我們樂于見到并竭力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