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若蚌鏡自照、犀角獨喻,則我斗膽以為,無論書法還是繪畫,啟先生都將“雅人深致”做到了30年來第一人,這點后世自有公論,不必當面打嘴仗。有人詬病“啟體”直白寡味,那只好怪自己完全不懂欣賞。自點畫之間涌溢而出、酌焉不竭的學問書卷之氣,并世無兩。斯般氣息,在而今藝壇,貴如高原雪蓮,不可能再有養蘊發揮的土壤。然而,恰恰是總以“學問”的心態及手法從事藝術,招致啟先生書畫“理性”邁于“感性”“程式化”強過“人性化”,真宰上訴的感覺因之削弱。啟先生原本有著豐富的個人性情,但在書畫藝術創作上,卻被“學理”二字綁架拘禁。類如漢字結構的“黃金分割律”“楷書、行書結構要緊湊,間架不好,就談不上用筆”等說法,事實上都是“學理”思維之業障。若以國畫史作類比,則不客氣地說,啟先生的路子正如遜清山水之“四王”。故而,單就書畫藝術言,啟先生可稱名家,甚至大名家,卻與“大家”無緣。
啟先生的書畫,壞就壞在太守“規矩”了,遺憾就遺憾在太少“淘氣”了。他的“淘氣”,沒用到書畫上,卻在詩詞藝術之圃奇葩怒放。那些不避俚俗、不擇題材、疑古破古、呵佛罵祖的做法,為“真情井噴”鋪設了寬闊河道。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啟功的詩詞創新,才真正當得起“啟體”二字,與齊白石在國畫上的“衰年變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就藝術高度而言,“啟體”詩詞并不亞于白石老人的花鳥畫,只是當世尚未意識到而已。啟功稱“詩詞大家”可無愧色,這個結論我有自信接受歷史檢驗。近30年來當得起這個稱號的,首先是聶紺弩,再就是啟元白。
陳垣怎樣拖了啟功的“后腿”?
鑒于啟先生書法俗名太大,這里不妨多談幾句。照我看,他的一個重大失誤,是自絕于篆隸,致使其書古厚之氣大闕。可靠資料顯示,啟先生曾云:“不能說篆、隸優于楷、行、草,書體本身沒有優劣之分。”這話當然沒錯,但何紹基所強調的“書貴有篆分意度”,看來他是絕難夢見了。行草書必以篆分翊戴,方有“出塵”之致,是為不刊之論。從不寫篆隸的啟先生,在與學生討論書法家要不要做到“各體皆精”時,竟然問道:“為了畫雞還要先畫蛋,畫蝴蝶先要畫蛹嗎?唱京劇的青衣還要會唱花臉嗎?”如此發問出自啟先生之口,我的確是驚訝了許久的。
某猥以空疏,關于啟先生的學術與藝術,還要拋出一個令人側目的陋見:陳垣之誨訓,促成了啟先生學術,但也拖了他書畫藝術的后腿(見啟文《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令我扼腕嘆息的一個例子是:陳母辭世,援庵擬訃,依例當寫“泣血稽顙”四字。陳垣卻固執地認為,自己只是痛哭,未至泣血,寧可不合喪葬規矩,也不能撒謊,遂當即刪掉“血”字,根本不管“泣稽顙”是更疏遠一層的親屬名下所用的。這種嚴謹學者的“僵直”做派,勢必要對啟先生造成直接熏染。就學術研究而言,這是大優點,但移治書畫藝術,卻有可能是一場災難。通常來說,人們經營自己最在意的領域,往往采取最慣用之方法。啟先生先是畫家,后是書家,總之“藝術家”乃其畢生志向。至于吟詩填詞,不過閑暇玩玩而已,心態要放松得多。施展恩師苦心“澆灌”的學理性手段,去剖表及里、條分縷析地“創作”書畫,是元白夫子最大的糊涂與悲哀。
溥儒將啟功先生“點化”成了“詩詞大家”?
可堪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溥儒漫不經心地“點化”了啟先生“無意于佳乃佳”的詩詞藝術靈苗。據啟先生回憶,向心翁討教書畫方法和道理,得到的指導卻總是如何如何作詩。每次呈上繪畫習作,“先生總是不大注意看,隨便過目之后,即問‘你作詩了沒有?’”“畫不用多學,詩作好了,畫自然會好。”啟先生初疑為搪塞,后賈羲民亦有是囑,惑方釋。竊以為,溥儒這種極端強調“詩意”而忽略具體技法指授的課徒方式,反使啟先生在詩詞創作上有了較大的感性“撒野”空間,信如《滄浪詩話》所謂:“詩有別才,非關書也;有別趣,非關理也。”
末了嘮叨點散碎話題。啟先生生前從不把自己的字當回事,來客不論尊卑,但有所請,不忍拂意,欣然從命,免費送出了大量作品,并公開宣稱碰到偽作“不打假”。這很好,見氣度!但公開否認自己是愛新覺羅氏,略傷刻意,何必呢?
最后一個刺耳的事情。啟先生生前頭銜眾多、峨峨煌煌,曾任北師大教授、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書協主席、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北京故宮博物院顧問、中央文史館館長等,這些都實至名歸,當得起!但不該接受“西泠印社社長”這頂虛榮帽子。這個問題點到為止,恕不展開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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