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王珣《伯遠帖》（手卷全貌見下圖），紙本，本幅縱25.1厘米，橫17.2厘米，現藏故宮博物院。
晉王珣《伯遠帖》（手卷全貌）
故宮博物院古書畫部研究館員 華 寧
王珣《伯遠帖》，同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被乾隆皇帝定為清內府藏歷代法書中的“三希”。但“三希”中，《快雪》是唐摹，《中秋》為米臨，只有《伯遠帖》是真跡，而且也是東晉唯一的名家法書真跡。所以，其藝術的、文物的價值，絕非其他法帖能同日而語。啟功先生當年“嘗于日光之下映而觀之”，驗證其為真跡而非摹本，遂作詩一首：“王帖惟余伯遠真，非摹是寫最精神。臨窗映日分明見，轉折毫芒墨若新。”
王珣(350—401年)，字元琳，小字法護，瑯玡臨沂(今山東臨沂)人，出身名門望族，是王導孫，王洽子，王羲之族侄。王珣受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累官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尚書令、散騎常侍等，卒謚“獻穆”。他富于才學，雅好典籍，以詞翰著稱，深受晉孝武帝司馬曜重用。嘗夢人以如椽大筆相贈，醒后自忖“此當有大手筆事”，不久，皇帝崩逝，哀冊謚議皆為王珣草擬，后世所謂“大手筆”者即由此而來。時人桓玄曾贊王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
王珣于書法更可謂家范世學。東晉崇尚書法的風氣異常濃郁，王氏一門更是書家輩出。王氏書家中，羲、獻是創新，元琳為守法。以《伯遠帖》同羲之早年的《姨母帖》相較，便可知其與鐘繇、張芝的一脈相承。
《伯遠帖》是一封問候友人的書信：“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志在優游；始獲此出，意不剋申，分別如昨，永為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短短5行47個字，表達了對友人病況的擔憂，和與友人天各一方的悵惘。此帖結體疏朗，筆順天成，寓雄強于率意之中，瘦勁古秀，董其昌稱其為“灑灑古淡”，與羲之、獻之新體區別明顯。其用筆的使轉頓挫精微之處，是摹本和刻帖難以做到的。
乾隆十一年(1746年)，《伯遠帖》入藏內府，乾隆皇帝在帖上題識，表達欣喜之情：“唐人真跡已不可多得，況晉人耶！內府所藏右軍《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繭紙，家風信堪并美！幾余清賞，亦臨池一助也。”遂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并稱“三希”，貯藏于養心殿西暖閣中，稱之謂“三希堂”。十二年，又敕命梁詩正、蔣溥等人精選內府所藏魏晉至明代書法，包括“三希”在內，摹勒上石，名為《三希堂法帖》，并于北海建閱古樓，將刻石嵌于樓內墻上，拓本流傳以示臨池之模范。
文物聚散，從來同國運興衰緊密相連，隨著末代皇帝溥儀出宮，《伯遠帖》與《中秋帖》被“敬懿皇貴妃”即同治皇帝遺妃攜出，后輾轉賣給了郭葆昌。1949年，其子郭昭俊將二帖抵押給香港一教會，后無力贖回。1951年10月，時任文物局副局長的王冶秋得知此消息，囑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立即致函中央人民政府。此年冬，新中國在百廢待興之際，以重金將二帖收回，珍稀國寶，重歸故宮。
(本文配圖均由故宮博物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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