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羲之與《蘭亭序》
劉濤
人們心目中，王羲之與“書圣”是一對一的關系。翻開書法史，王羲之是最晚獲得“書圣”稱號的書家，此后，“書圣”成了他的專稱。王羲之生活在偏安江左的東晉，保存下來的書跡多，歷經宋齊梁陳，而且傳到北朝，書家傳摹臨寫，化身千百，他的書跡繁衍之多，就是影響力強大的表征。以至取代“鐘張”的地位，成為主流書法的中心，長久不衰。
王羲之與《蘭亭序》，因著名而為世人熟悉，在“著名-熟悉”的輪回中，成為中國書法的標志性符號。故而，雖其文有云“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雖圍繞此話題的爭辯之聲不絕，然千古之下，似乎已然進入“不朽”之序列。
人們心目中，王羲之與“書圣”是一對一的關系。翻開書法史，王羲之是最晚獲得“書圣”稱號的書家，此后，“書圣”成了他的專稱。
古代書家的影響力，官位很重要，卻不絕對，書跡也是影響力，一傳十，十傳百，像揚聲器。書家身后的影響力，只能靠他們的傳世書跡。
漢魏“鐘張”的書跡，經歷漢末大動蕩、三國紛爭、西晉永嘉之亂，士族藏家自顧不暇，“鐘張”之跡大多毀佚，實際的影響力，漸漸萎縮。
王羲之生活在偏安江左的東晉，保存下來的書跡多，歷經宋齊梁陳，而且傳到北朝，書家傳摹臨寫，化身千百，他的書跡繁衍之多，就是影響力強大的表征。以至取代“鐘張”的地位，成為主流書法的中心，長久不衰。
歷代收藏王羲之書跡的數量
王羲之的書跡，在他生前已流傳于士族官僚階層，收藏者，要么是王羲之的親屬或朋友，要么是桓玄那樣貪佞的權臣。御府收藏王書，晚于私家，大約始于南朝劉宋。
皇家從私家收羅王羲之書跡，主要手段是授官和賞錢，也是一種交易。內府聚斂的數量，遠遠超過私家。量大了，就要整理，像對待文獻書籍那樣，遴選歸類，拼接單帖，裝裱成卷，以便展閱收藏。南朝內府有“鑒識藝人”，專司整理藏品的事務。他們鑒別藏品，汰粗取精，去偽存真，然后要在帖尾署名，叫做“押署”，這是責任制度。劉宋時代，出現了偽造王書的活動，內府所藏王書，也有一些偽跡，梁朝時，鑒定真偽的活動相應而生。
文獻記載的大宗王書的統計數字，都是內府藏品。南朝170年間，梁武帝收藏最富，“二王書大凡一萬五千紙”，對半折，王羲之約有7000余紙，數量多，當然包括摹本和偽作。為了鑒定、整理數量巨多的藏品，梁朝內府的鑒識藝人有14人之多(劉宋內府3人，齊、陳兩朝都是2人)。有段時間，梁武帝時常派人把王羲之書跡或者內府制作的“出裝書”(重要藏品的復制品)送到茅山，請隱居山中的陶弘景鑒定裁判。“侯景之亂”，梁內府所藏圖書名跡散失一些，平亂之后，圖書運到梁元帝所在的江陵(今湖北荊州)，西魏攻陷江陵的前夜，梁元帝放火燒了宮中的圖書名跡，此前聚斂的右軍書跡，多毀于此。
一百多年后的貞觀年間，唐太宗又銳意蒐羅王羲之書跡，這是唐朝內府收藏羲之書跡的全盛期。褚遂良曾為太宗鑒定王書，錄有一冊《右軍書目》，正書，5卷40帖；行書，58卷252帖。帖數相加，292帖。后來張懷瓘《二王等書錄》、韋述《敘書錄》記載的數量也是分書體列出，所謂“文皇帝盡價購求，天下畢至，大王真書，惟得五十紙，行書二百四十紙，草書二千紙”，合有2290紙。其中，正書與行書，共290紙，與褚遂良所記數量相當。
世間的王書，唐太宗并未收羅凈盡。《唐朝敘書錄》記載：武則天“神功元年(697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余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并以進迄，惟有一卷現在，今進。’”王方慶獻進的王氏一門書跡，“二十八人書共十卷”。現藏遼寧博物館的《王氏一門書翰》(亦稱《萬歲通天帖》)是當年宮廷摹本的殘零，其中就有王羲之行書《姨母帖》、草書《初月帖》。
唐高宗以后，內府收藏的王羲之書跡時散時聚，數量漸少。北宋徽宗時期，《宣和書譜》著錄內府所藏王羲之書跡，銳減到243帖，這批墨跡在“靖康之亂”中散佚。南宋高宗趙構曾經感嘆：“余自渡江，無復鐘、王真跡，間有一二，以重賞得之。”
每當兵革動亂之際，內府所聚王書歸于星散，世間所存，總量越來越少，南宋以后，連一紙真跡也見不到了。現在所見的羲之書跡，多是刻本。墨跡近四十種(包括重出的《蘭亭序》)，都是臨本或者摹本，以唐摹本為貴。
王羲之書法名跡概覽
現在所見的王羲之書跡，不外楷書、行書、草書三體。唐朝書學家張懷瓘說，羲之能寫六種書體，所謂“隸、行、草書、章草、飛白書入神，八分入妙。(《書斷·王羲之傳》)”唐人所說的“隸書”，即今之楷書；所謂“八分”，指今天所說的隸書；“草書”則指不同于舊體章草的今草。王羲之有一件章草《豹奴帖》傳世，宋徽宗大觀三年(1109)，王寀在汝州(今河南臨汝)摹刻的《汝帖》，第六卷收刻《豹奴帖》。宋徽宗宣和內府所藏王羲之243帖，有章草《豹奴帖》(《宣和書譜》著錄)，現在只有刻本。唐人說王羲之還能八分隸書、飛白書，如果唐朝還能見到王羲之這兩體書跡的話，唐以后就失傳了。
20世紀初，敦煌藏經洞發現巨量古代寫本，有唐人臨王羲之《瞻近帖》《龍保帖》《旃罽胡桃帖》《服食帖》，都是草書，都是殘本，分藏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俄羅斯彼得堡東方研究所。這四件臨本，屬于王羲之《十七帖》中的草書帖。還有一件《其書帖》，也是草書，羅振玉收得，現在下落不明。
《十七帖》是太宗貞觀內府裝裱的羲之草書長卷， 29帖裝為一卷。唐朝張彥遠《法書要錄·右軍書記》記載，“《十七帖》長一丈二尺，即貞觀中內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煊赫名帖也。”唐朝御府裝背王羲之書帖的規制，“率以一丈二尺為卷”。現在傳世的《十七帖》，都是刻本。上海圖書館藏本、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藏本為宋拓本，皆印行于世。河南開封博物館也藏有一本，據稱也是宋拓本。
王羲之書跡，人們“但以王書為最，真草一概，略無差殊”。對于專家來說，這是“膚淺之人”的看法。唐朝張懷瓘認為，王羲之書跡也有差等：“大王草書字直，一百五字乃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真正”，“至如《樂毅》《黃庭》《太師箴》《畫贊》《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為國寶，不可計以字數”(《書估》)。這樣說，雖是為了“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為標準”，用以明晰“自古名書”的貴賤，卻透露了唐朝書家對“王書”次第的一種認識：楷書第一，其次行書，再次草書。
羲之的書跡，草書帖多，容易見到(敦煌發現唐人臨羲之帖，都是草書)。楷書帖只有很少幾篇，物以稀為貴。但張懷瓘重楷書、輕草書，還有他的書法標準：“(右軍)真書妙極，又人間切須(楷書帖是必需品)”；“逸少草有女郎材，無丈夫氣，不足貴也。(《書議》)”
1.王羲之楷書
南朝陶弘景為梁武帝鑒定王書藏品，曾寫信問梁武帝：“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贊》《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否？”這些名跡，都是右軍用楷書抄寫的前人文章，有的已經失傳。
褚遂良《右軍書目》著錄的王羲之楷書五卷十四帖，第一卷《樂毅論》、第二卷《黃庭經》、第三卷《東方朔贊》，都是一帖一卷。后兩卷是數帖合為一卷。武后朝曾經“見育宮中”的武平一(甄)說：唐太宗“萬機之暇，備加執玩”的王羲之書跡，“《蘭亭》《樂毅》，尤聞寶重”(《徐氏法書記》)。
褚遂良排序的三件王書小楷，書家看作王羲之的代表作，歷代傳刻，流傳很廣。這三篇小楷的墨跡本，北宋尚存，宋人多有記載，是真跡還是臨摹本，難以知曉。臺北故宮藏有一卷《黃庭經》墨本，定為唐人臨本。
還有一件行楷書《來禽帖》，筆畫勁直、厚實，具翻挑筆勢，與《樂毅》、《黃庭》、《畫像贊》的體態有所不同。因為《來禽帖》是寫給周撫的尺牘，雖是行楷，也裝入草書長卷《十七帖》中。
2.王羲之行書
行書體勢，“非草非真，離方循圓”，雖說介于草書、楷書之間，寫起來左右逢源，“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張懷瓘《書議》)”
王羲之《喪亂帖》《得示帖》《頻有哀禍帖》《憂懸帖》都雜有草法，時或一筆寫兩三個字。此種筆勢連貫造成的形態變化，在羲之，是簡率之筆，后人臨習，難度卻大。《喪亂帖》體態由行而草，筆勢由徐而疾，富有變化。《喪亂》和《二謝》《得示》摹于一紙(敦煌發現的唐人臨王羲之《瞻近》《龍保》二帖，也是寫在同一張紙上)，八世紀經日本遣唐使帶入日本，2006年春曾在上海博物館展出。有記者報道，說是“真跡”，其實世間已無右軍真跡，所見都是復制品。
行草書的特點是行草相雜，“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處其中間”。此種體勢，王羲之尺牘書跡很常見，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但獻之行草書的筆勢更為風流，例如《十二月帖》，筆勢如“一筆書”，把連綿的筆勢發揮得淋漓盡致。也許這個緣故，唐人說王獻之“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而且分出二王各有所長：“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張懷瓘《書議》)
《蘭亭序》是“逸少秉真行之要”的名作。三百二十四字，個個欹側妍媚。分析《蘭亭序》書法，唐朝何延之首著先鞭。他觀察細心，注意到“之”字“乃有二十許個，變轉悉異，遂無同者”，這個論點后來成了書家品評《蘭亭》書法的“口頭禪”，而且把“有重者皆構別體”當作書法的一條金科玉律。
宋朝以來，書家折服《蘭亭》，奉為行書極致之作。黃庭堅說：“《蘭亭序》草(草稿)，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山谷題跋》卷四《跋蘭亭》)董其昌說：“《蘭亭敘》章法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帶而生，或小或大，隨手所如，皆入法則，所以為神品也。”(《畫禪室隨筆·評法書》)越是晚近的書家，越是覺得《蘭亭》盡善盡美，妙不可及。
右軍行書尺牘，近似《蘭亭序》者，有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快雪時晴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日本前田育德會收藏的《孔侍中帖》。
王羲之的行書，雖有真行、行草之分，體貌風格大體相近。唯有《姨母帖》筆畫形態圓渾含蓄，結體平正，顯得古拙，近似古樓蘭遺址出土的魏晉行書，當是羲之早年書跡。
3.王羲之草書
王羲之的草書尺牘，章草《豹奴帖》之外，都是簡便的“今草”，多寫于出守會稽之后，有的晚到去世的59歲那一年。羲之晚年草書尺牘，筆調、形態并非一律，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現象。
這里介紹四件草書墨跡，大體反映了羲之尺牘草書的不同面貌。
周正的《逰目帖》(《蜀都帖》)
此帖是王羲之寫給好友益州刺史周撫的尺牘，名為“逰目”，唐以后的命名。
《逰目帖》草法周詳，字間有連并之筆，但字態端正，仿佛草書中的楷書。卷后明人鄭柏題跋曰：“寓森嚴于縱逸，蓄圓勁于蹈厲”，比較允當；說它“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則是艷羨之詞。
這件《逰目帖》原是摹搨本，至于是哪個時代摹搨，意見不一。羅振玉認為是唐初搨本，即唐太宗時期的搨本；日本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內藤虎次郎)認為是更早的南朝陳搨本。此帖毀于1945年8月6日廣島原子彈之災。前幾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復制中心趙力華先生依據1930年代京都小林寫真制版所出版的珂羅版印刷品，利用高科技復原技術，將單色的《逰目帖》還原為彩色，筆畫、墨汁濃淡都接近原帖，仿佛“起死回生”。
姿態多變的《遠宦帖》(《省別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這件尺牘，第一行下筆重，筆畫粗厚，側筆、折筆很明顯。后面五行，多用筆鋒。此帖運筆自然，顯出轉折提按的書寫節奏，整篇看，筆勢并不縱放，似乎在意單字的造型，結字姿態多變。帖中第二行末兩字殘，應是“昌諸”二字。
率性縱放的《初月帖》(遼寧博物館藏)：
對比羲之其他草書尺牘墨本來看，這件尺牘書跡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尺牘格式完整；二是草書極其率意。
斜側的《寒切帖》(《謝司馬帖》、《二書帖》，天津市博物館藏)：
王羲之寫《寒切帖》，順勢行筆，運筆時提時按。筆畫曲而厚，是側筆鋪毫的效果。結字多呈斜側狀。
王羲之書法的歷史地位
王羲之在書法史上的地位，可以分兩個段落看：一是魏晉時期的200年間，他的書法地位如何。二是東晉以后的千余年，他的作用又是如何。
1、魏晉新書風的總結者：
魏晉新書風，從書體上說，指草書、行書、楷書的書風(不同于秦漢的篆隸書風)。新書風的演進，以代表人物命名的話，大體分為"鐘張"、王羲之、王獻之三個階段。縱觀新書風整個發展過程，關鍵是王羲之階段。"鐘張"書法"古"，獻之書法"今"。羲之書法，比"鐘張"今妍，比獻之"古質"，居古今之間，亦古亦今。書體方面，"鐘張"各有所長，羲之兼善草、行、楷三體，而且變古制今，樹立了"今體"樣式。此后的王獻之，雖然行草更為宏逸，唐人所謂"別開一門"，但是，獻之三體書法的格局，全本于右軍。
2、中國書法的標志性符號： 在東晉，王羲之書法改變了魏晉的書法格局，即如東晉書家王洽所說，羲之"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法鐘張"。南北朝時期，王羲之書法的影響力由南漸北。唐朝以來，一直處于獨尊地位。從長遠的歷史角度看，王羲之書法的出現，也是中國書法的一次重大轉折點，從此開啟了延綿千年的王書時代。
王羲之的書法，極為豐富，"有嚴肅，也有飄逸；有對比，也有和諧；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則，也有自由"。"各種傾向的書法家，古典的，浪漫的，唯美的，倫理的"，"都把他當作偉大的典范，每個書家都可以在其中汲取他所需要的東西。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第44 頁，香港商務印書館，1984年) "■
(本文發表有刪節，原刊上海博物館編《蘭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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