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亂帖》觀摩雜說
生當五胡亂華之際，在“北地滄涼，衣冠南遷，胡狄遍地，漢家子弟幾欲被數屠殆盡”的背景下，作為南渡的漢族士大夫，其人生感覺是千載以后的現代人難以想像的，王羲之，這位王謝子弟，面對巨大的社會變化，其真面目到底如何呢？《蘭亭序》中的“豈不痛哉”與“悲夫”中隱約見出的“右軍風骨”，一種宇宙人生的大悲，又在哪里被放大至極限呢？
顧村言
人生在世，苦痛居多。
生當五胡亂華之際，在“北地滄涼，衣冠南遷，胡狄遍地，漢家子弟幾欲被數屠殆盡”的背景下，作為南渡的漢族士大夫，其人生感覺是千載之下的現代人難以想像的，王羲之，這位被稱為“晉室渡江后第一流人物”的王謝子弟，面對巨大的社會變化，其真面目到底如何呢？
就其被尊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而言，自古以來聚訟一直不斷，“文革”風雨欲來前，對政治嗅覺敏感的郭沫若因為南京出土的王謝隸書墓志，撰文從文章和書跡兩方面否定《蘭亭序》是王羲之所作，從而引出一場“蘭亭論辨”，并被上升到所謂的“唯物與唯心之爭”，在今天看來，也真是匪夷所思——然而自己關心的是，被稱作“在晉以骨鯁稱、激切愷直、不屑屑細行”的王羲之，其風格難道真是如世傳馮摹《蘭亭序》所表現出的清妍嫵媚居多嗎？
《蘭亭序》中的“豈不痛哉”與“悲夫”數字中見出的“右軍風骨”，一種宇宙人生的大悲，又在哪里被放大至極限呢？
100多年前的清光緒十八年(1892)，隨著時任駐日欽使隨員的楊守敬搜集散落字畫并摹勒成《鄰蘇園帖》，流落日本千年的王羲之《喪亂帖》開始進入國人的視野，國內學界因之大開眼界——居然還有鉤摹如此精良的右軍墨跡，民國二十三年(1934)《喪亂帖》墨跡印刷品傳入內地，然而，《喪亂帖》原跡1000多年來一直深鎖日本宮室，即便如汪慶正這樣的碑帖專家，數十年間東渡扶桑十多次，依然未能一睹《喪亂帖》風采，遺憾之下，老先生為《喪亂帖》歸國“省親”呼號奔走，其后終于與日本方面達成協議，然而，《喪亂帖》尚未歸國，老先生便已駕鶴西游，讓人一嘆。丙戌之春，流落日本千年的王羲之《喪亂帖》終于隨“中日書法珍品展”歸國“省親”。這幅見出“右軍面目”的名帖被認為是奈良時期由遣唐使傳入日本——日本學者認為《喪亂帖》東渡日本的時間應在公元729年以前。
去國千年，百年翹首，我不知道自己第一次站在《喪亂帖》前會是什么樣的感覺？記得《喪亂帖》公開展出的次日，來到展廳，在此前曾展出陸機《平復帖》的地方，《喪亂帖》靜靜懸掛著，玻璃窗里光線有些昏暗，人并不多，全不似彼時《平復帖》展出時的喧鬧與擁擠。
很平靜地就與這件有著傳奇色彩的書法名跡近距離接觸：《喪亂帖》(8行)與《二謝帖》(5行)、《得示帖》(4行)被裝裱為一立軸，一如日本正倉院所紀錄的“黃紙，紫檀軸，紺綾”，以及具有扶桑特有裝裱風格的兩根綺帶，帖書保存的完美讓人驚嘆，居然不見一個朱紅印鑒——也不見中國古字畫后面連篇累牘的題跋，只最右端鈐有日本桓武天皇(737－806)的“延歷敕定”印，顏色極淡，不細看幾乎看不出，那種對華夏古文物收藏的用心與謙遜讓人贊嘆，想想那位在中華古代書畫名跡上到處題字蓋印的乾隆，真該羞愧！
對于《喪亂帖》在日本收藏的經歷，富田淳先生在其關于羲之書帖的文章考證中認為，《喪亂帖》傳入日本后保管于日本皇室正倉院，是奈良時期的圣武天皇生前喜愛之物，弘仁年間(810-824)處理給民間，其后遞傳杳而不明，江戶時代初期后水尾天皇治世時(1611-1680在位)有王羲之書一卷從外部進獻，后水尾天皇將此書卷分割成三幅，其中二幅置于自己的文庫，其余一幅贈與第八皇子后西院，后原存官庫及置于身邊的兩幅失火，唯贈與后西院的一幅傳世，后西院駕崩后，此幅又被賜與后水尾天皇的皇子之一妙法院，即《喪亂帖》。明治十三年(1880)，由妙法院奉獻給皇室，并一直被宮內廳三之丸尚藏館收藏。
紙間清晰可見一行行的折痕，透過時間的煙云讀那些曾被自己摹寫過無數遍的跌宕墨跡，“羲之頓首：喪亂之極，先墓再離荼毒，追惟酷甚，號慕摧絕，痛貫心肝，痛當奈何奈何！雖即修復，未獲奔馳，哀毒益深，奈何奈何！臨紙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頓首頓首。”
連讀幾遍，心摹手追，到最后，字仿佛不見了，有的只是右軍其人——右軍寫此紙時，起初還算正襟危坐，但卻筆筆可見沉郁，“之極”二字尤可見出筆力的沉郁轉折，矯健，“極”字最后一筆簡直是滿紙豪氣，只是面對“先墓再離荼毒”的現實，卻又無法釋懷，書至“號慕摧絕”的“摧”字時淚水已奪眶而出，筆畫間也因之顛倒錯亂，寫至“痛貫心肝，痛當奈何奈何！”時，已是滿面淚水、痛不欲生，落紙則出入頓挫，欲說還休，到“臨紙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頓首頓首”時，肝腸已斷，所見只是一位泣不成聲(幾乎是鼻涕淚水混合著奔流而下)幾欲與受信人抱頭痛哭的右軍形象，字與字之間也終于模糊一切界限，歸入草書的一片神機，家國之恨，人生大悲，在一點一畫間讓人可以一一觸摸——如果周圍沒人的話，幾乎讓人欲對之痛哭失聲，然而這只是一念之間，到底不可能如此——所謂的晉人風度，畢竟離今人已經很遠了。
什么是書法呢？書法只是道出一個真正的自己，只是見出一種情性——讓那些混跡于各種名利圈中的書法家們見鬼去吧！所謂書法，在我看來，筆法之外(當然要有筆法)，只是靜默中見出的一種人生境界與修養，只是一種真情，若無人生境界與真性情，談什么書法？！
右軍《喪亂帖》有簡遠慘淡的一面，比如“追”字，簡淡的筆墨，見其天性之真，但表現更多的是雄強，尤以“喪亂之極”四字為最，一以貫之的則是真誠與一往情深，所謂“情之所鐘，正在我輩”，右軍是一個敏感的情種，雖然兼具“雄強與慘淡之美”，《喪亂帖》卻又不失平易一面，平易親切如一位捶胸頓足的老人——他所有的一切都亮在那里，他的雄強，他的軟弱，他的無奈，他的喜怒哀樂，他的一切，你都可以觸摸得到——他的心是透明的。
今人書法中，尤其是各類展會上的書法，雄強者有之，慘淡者亦有之，但卻多故作姿態，為展而作，缺少平易，缺少一個真實可觸摸的人，其原因正在于人生境界的大小，而真正大境界的還是應當有平易作為底子的。
趙孟頫的字算不上多喜歡，但他《識王羲之<七月帖>》說的話卻很到位：“右將軍王羲之，在晉以骨鯁稱，激切愷直，不屑屑細行。議論人物，中其病常十之八九，與當道諷竦無所畏避，發粟賑饑，上疏爭議，悉不阿黨。凡所處分，輕重時宜，當為晉室第一流人品，奈何其名為能書所掩耶！書，心畫也，萬世之下，觀其筆法正鋒，腕力遒勁，即同其人品。”
觀《喪亂帖》，正可見“骨鯁”與“激切愷直”。
《喪亂帖》中所說的是“先墓再離荼毒”、“雖即修復，未獲奔馳”，富田淳考證認為是“羲之書于修復先祖之墓的永和十二年(356)，時桓溫被奪回洛陽，荀羨被派遣，此地重歸平穩”。
話說得有些含糊，但學者韓玉濤先生在考評《喪亂帖》時分析頗詳，略錄如下：
“右軍的‘先墓’在甚么地方？此所謂‘先’，指他的祖父以上者。即從西漢王吉以下，至兩晉王覽以上者，‘先墓’所在，可能即《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云‘臨沂都鄉南仁里’者是也。”
既然有“再離荼毒”，那就必然有“初離荼毒”，“初離荼毒”的時間右軍沒說，韓玉濤認為應是五胡亂華時，即晉室渡江前后，彼時右軍尚未成年，但想必在記憶里留有不少痛苦的記憶，而“再離荼毒”的時間，晉史所載戰爭禍及王氏故里瑯邪的，只有永和十二年。《晉書》第七十五卷的《荀羨傳》記有：“及慕容俊攻段蘭于青州，詔使羨救之。俊將王騰、趙盤寇瑯邪、鄄城，北境騷動。羨討之，擒騰，盤迸走。軍次瑯邪，而蘭已沒，羨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等三千人守瑯邪，參軍戴逯、蕭鎋二千人守泰山。是時，慕容蘭以數萬眾屯汴城，甚為邊害。羨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帝將封之，羨固辭不受。”
韓玉濤先生認為“王騰、趙盤寇瑯邪，北境騷動”可以對應“先墓再離荼毒”，而“羨討之，擒騰，盤迸走”，可知其后世族王家的先墓“修復”，此論頗有道理。
對于深受儒家影響的中國古人，大概沒什么比“先墓荼毒”更讓人悲痛欲絕的，周作人1919年曾作《祖先崇拜》一文論述祖先崇拜之弊，彼時的周作人大概仍有些血氣方剛的意味，若把“祭祀祖先”認作“祖先崇拜”，似并不嚴謹，祭祖未必就是崇拜——在我個人看來，“先墓”(或曰“祖墳”)更多是一種家園的象征，是一種對自己從何而來的反思與皈依，孔子的這句話說得很讓自己佩服——“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對祖先的“祭”并不就是崇拜，“祭”更多的是思念，是一種人生態度的選擇與感情的皈依，尊重先墓，即尊重自己，從人生長河的角度而言，也即尊重子孫，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對于先墓的態度，正可以見出傳統中國人對重大人生問題的思考與態度。
——而在當時的環境下，“先墓”這個詞無意中正象征著中原禮樂、象征著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在中原大地備受荼毒。
晉室渡江前后，八王之亂，永嘉之亂，五胡亂華，禮崩樂壞，幾乎是中華民族史上最為黑暗的一頁——而當時誕生的《喪亂帖》本身就是一個隱喻，真實地紀錄了那個時代人物的悲歡，世族大家的王謝子弟短短八行文字尚且連續寫下四個“奈何”，普通的百姓又會怎樣呢？
永嘉五年石勒大破晉兵后，“縱騎圍而射之， 將士十馀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匈奴人劉聰破洛陽后，掘晉諸陵，人民死者不計其數；石虎降城陷壘后，“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到處是搶劫，到處是大屠殺，胡兵搶到漢家女兒，夜則淫亂取樂，缺食時則煮之充食，且稱之為“兩腳羊”，讀之幾乎讓人窒息，《晉書》中所載的劉琨上表時如是寫道：“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于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危，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群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睹寇。”
這真是一個“喪亂之極”的年代！
就像后來的蒙古屠城、滿人對漢人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南京大屠殺”……漢人何其悲哀——中土大地在羲之慨嘆“喪亂”之后，經過了多少喪亂？滿清入關后，顧炎武提出的“亡國”與“亡天下”之辨，細細想來，每每讓人不寒而栗：“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所謂“亡天下”，從狹義的角度而言也可以理解為中華文化的消亡。
五胡亂華，謂之喪亂，有亡天下之虞，但晉室衣冠南渡，天下終究未亡；南宋滅亡，蒙古入主中原，有亡天下之虞，天下終究未亡；滿清入關，有亡天下之虞，天下終究未亡……然而，經過一輪輪數不清的喪亂，習慣于農耕田園生活的漢族不知受到多少苦難，中華文化在中土已被壓抑摧殘得奄奄一息，以至于偽儒鄉原遍地，到“文革”十年浩劫之時，揭批爭斗，毀壞文物，種種惡行令人目瞪口呆……但人還是得活下去，無論是怎樣的苦難。
留給活下去的中國人的，是一個巨大的文化斷裂帶。如果重新溯源當今中國人的丑陋與道德淪喪、急功近利的一面，包括“文革”在內的一系列運動應難辭其咎。在臺灣很多人曾提出“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其中很有一種深意——當下的中國，有多少人意識到“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呢？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無論其經濟發展如何，如果對于自己本來的文化多持輕視的態度，自己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自信心，仰他人鼻息以自重，自己不把自己當回事，那么，是很難讓別人也當回事的。而回到“文化意義的中國”這句話來，最值得珍視的中國文化的傳統與精華到底是什么？我想，當然不是漢武帝出于“家天下”私心提出的“獨尊儒術”那一套，中國文化最值得珍視的精華在先秦時即與希臘民主的精神多有相契之處，不是如秦皇與滿清那樣的專制，不是閉關守國，不是偽儒，華夏文化的傳統一直尊重活潑潑的生命，孔子所謂的“仁”，莊子所謂的“真人”，右軍所代表的真性情，都是。焦理堂有一句說得好：“先君于嘗曰，人生不過飲食男女，非欲食無以生，非男女無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貨好色之說盡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
“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推己及人，正是華夏文化關鍵詞“仁”與“禮”提出的重要背景，而“仁”與“禮”的最終指向呢？
孔子讓其弟子談理想時，惟獨曾點說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才喟然嘆道：“吾與點也”——所謂微言大義，華夏文化的精華與平易的家居生活相關，與“真善美”三字相關，見于陶淵明，見于晉人行草、唐詩宋詞，見于宋元山水，見于歷史上一直存在的不知“子曰詩云”、不知各種名目紛繁的“主義”，但卻真正領會“里仁為美”的樸素善良的民眾身上。
禮失求諸野。華夏文化的傳統與精華到底在哪里保存繼承得最好，哪里丟得最多呢？何謂真正的“文化中國”？……對于諸如此類的問題，也許只能如右軍一般臨紙嘆息：“奈何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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