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翔
近日,王羲之摹本《大報帖》的出現,使得書法界再次掀起了“王羲之熱”。然而,在業界亦有“后王”(王鐸)勝“先王”(王羲之)一說,這倒不是說,王鐸的書法比王羲之好,主要是因為目前幾乎看不到任何王羲之書法的原貌,存世的只是摹本,而王鐸的作品近年來通過海外回來,越來越被藏家所關注。
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發展,王鐸功不可沒。他是明末清初的一位翰林學士,同時也是一名書家。盡管曾有人將王鐸和王安石作比較,有“為翰林學士則有余,為宰相則不足”之一說法,但事實上,要以這個基準去評論王鐸,則會埋沒了一名文人書家的傾世才華——他統領了一個時代的書風,甚至是對往后的風格進行顛覆式的變革。
一般臨摹王羲之作品的人,為摹大家之風,總是兢兢業業下筆。然而王鐸總是飽蘸濃墨下筆,可見其自信。王鐸多臨“二王”(王羲之、王獻之)作品,巧妙地利用“漲墨”之法,即當墨溢出筆劃之外后,以潤筆或者摻水的墨對點畫有意進行滲暈,或使線條之間互相合并,或使筆觸與滲暈交叉以豐富層次,令一色變化多端,增加書作的藝術效果。同時代根本無人能如王般掌握這種技法,其墨色的滲透,有功于其透徹的色調,才生得出靈動虛無之境界。這從近日在東京中央拍賣露面的一幅《臨王羲之月半念足下帖》中可見一斑。
王鐸出生于1592年,其最為頂峰之時,在三四十歲時代,他在明代書壇上與董其昌齊名,在明末便有“南董北王”之稱。但王鐸降清之后,作品卻展現出更為耐人尋味之處,有部份作品顯示出極為工整的行筆之勢,而另一部份則疏落零散,盡是凄涼之味。盡管降清后官位依舊顯赫,但在“人品即書品”的年代,自然而然遭受排斥。甚至,在乾隆時期,查毀了王鐸的書刊。從此,盡管歷代書法家們都很喜愛王鐸書法,但還是敬而遠之。王鐸的藝術與價值觀出現了乖離,藝術的高超,歷時三百年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然而在今天書壇,情況已經發生了明顯的改變。
王鐸對“二王”書風的繼承與發展,并不是簡單的增加亂頭粗服,點畫狼藉的狂怪用筆,而是大膽的注入了自己的狂放的豪氣,使章法極盡歪斜,縱橫之能放,造成字勢的傾倒緊迫,氣勢奔放,勢不可當。他把縱列種的橫筆突出與大小粗細的提按縱放想結合,造成恣肆任性,擺動強烈的鮮明對比。墨色的濃淡、干濕與結構的疏密、聚散相互為呼應,含蓄多變,風神灑脫。
“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君”,這無疑是對于王鐸書法地位最好的評價,相信隨著他的精品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市場上,人們對于其研究也會更深入一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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