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崇尚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文藝潮流把一些才華橫溢的年輕畫家推向了轟轟烈烈的主題性宣傳畫創作之中，并使之成為了眾人矚目的“明星畫家”。文革后期，同樣是一些年輕畫家一改革命文藝的創作風格，把視線從宏大的革命事件轉向普通大眾的生存狀態和命運，創作出大量帶有悲情色彩的“傷痕美術”和“鄉土現實主義美術”，成為又一批“明星畫家”。文革結束以后，受西方現代美術和后現代藝術的影響，當代美術的觀念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盡管其中有少數畫家，能夠以開放的心態對待新的美術現象和藝術觀念，在繪畫形式語言上勇于探索，始終保持審美的銳氣和創作的激情，并不斷創造出一件又一件杰出的美術作品，但大多數畫家因知識結構、成長經歷、價值觀念等多方面的影響，加之年齡的因素，往往很難重新接受新的繪畫理念，適應新的美術潮流。一代“明星畫家”或在悄無聲息中默默地隱去往日的光環，或在復雜的思想掙扎中漸漸淡出當代美術舞臺，最終被新一代“明星畫家”所更替。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新一代年輕畫家，以其敏銳的審美眼光和開放的學術胸襟，積極接納西方現代繪畫的表現形式和語言方式，并與各種美術大展的學術導向巧妙結合。這不僅應合了剛剛從長期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的人們的期待，而且得到了體制內新的學術勢力的認同。在當時，新一代美術展覽的評委和美術雜志的編輯，對西方現代繪畫雖然逐步開始推崇，卻缺乏足夠的認識，對現代性作品的理解和評判還停留在較為膚淺的層面。因此，盡管新一代畫家還沒有來得及潛下心來深入研究現代繪畫的思想和方法，而僅僅套用了表面的樣式，或者進行了模仿性的探索實踐，卻往往已經在各大美術展覽中屢屢獲獎，或在當時僅有的那幾份美術雜志的重要欄目中頻頻露面，并因此很快成為新一代“明星畫家”。這些“獲獎專業戶”理所當然地代表了那個特殊時代的美術“先鋒”，他們的繪畫作品也自然地代表了那個時期的“創新”特色和“學術”高度。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藝術市場的日益火爆和和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也給體制外畫家的“造星運動”帶來了契機。通過各種炒作手段，一些原本名不見經傳的畫家，其作品卻常常在藝術拍場上以百萬元、千萬元起拍和成交。美術界的“超級巨星”紛紛涌現。

　　“明星畫家”的“先鋒”行為，無疑為新觀念的推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當代美術的發展，但急匆匆的學術行為和快速走紅，不僅阻礙了“明星畫家”自身的學術深入，也影響了一代畫家的審美抉擇。由于時代的局限和明星光環的蒙蔽，一些“明星畫家”常常沉迷于盲目的自戀之中，在重復性的“創作”活動中，語言氣質由內在轉向了表象，學術探究由深度轉向了平面，個人追求由精神轉向了物質。而大量的美術“票友”對“明星畫家”卻蜂擁追捧。技術的淺顯和簡單化給跟風者提供了便利。不久山寨版開始流行，“票友”們在盲目的模仿中體驗著“成功”的喜悅。“明星畫家”的個人局限已經影響了整個“票友”團的學術導向。“明星畫家”雖然已經喪失當年的審美銳氣和探索勇氣，卻仍然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藝術成果已經被“發揚光大”。當然，能夠獨立思考而不追隨美術潮流的藝術家，在哪個時代都不缺少。他們沒有明星的那份光環，始終保持著一種純樸的藝術心境和創作狀態，在孤獨而寂靜的藝術道路上，默默地走進藝術和思想的深處。當“明星畫家”以專家的身份、以居高臨下的姿態給他們指指點點時，殊不知，他們對“明星畫家”的藝術認識和思想深度并不以為然，甚至暗自驚訝。

　　“明星畫家”以超乎尋常的敏銳和才華，在那些特殊的年代早早地獲得了巨大的專業榮譽，卻又在時代的審美局限和自我的蒙蔽中失去了原本可以更加輝煌的藝術未來。目睹一代又一代“明星畫家”被新一代所更替，不僅“明星畫家”需深思，盲從者也當慎行。宋永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