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灝

　　何焯的得意門生金農在贊頌老師的詩中寫道：“宋元雕本積萬卷，父子著書游禁庭。近不得意但高臥，秋風吹老古槐廳”，這是對何焯一生最真實的寫照。何焯是康熙朝的學問大家，其治學嚴謹，學盡所用，氣義高潔，名著學壇。

　　何焯精于版本之學，早年受聘于王鴻緒門下，后又在徐乾學、翁叔元門下辦事。徐乾學官居高位，主持科闈，之后在徐主持的評議試卷時，何徐二人因意見相左發生爭執，徐雖待人甚厚，但是何焯卻遭到許多宵小之輩的詬訟而兩人失歡。后在翁叔元門下的時候，翁的兒子曾數次遭到何焯的駁斥，何在翁門下數為所窘。后來翁依附明珠彈劾湯斌，何便不惜與之反目，移書與絕，請削門生籍。自此以后六次鄉試不中，屢受排擠，但何焯依然我行我素，不屑一顧，真可謂是“近不得意但高臥”?？滴跛氖荒?1702年)，由于李光地的賞識和推薦而入值南書房，何焯由此便出入禁庭了。

　　何焯的書法在康熙朝享有盛譽，他和汪士、笪重光、姜宸英并稱為“康熙四大家”。何焯精于版本目錄之學，自然對碑帖鑒定獨具慧眼，他的書法藝術的高度也是源于他對古代碑帖的研究與鑒藏。他善寫小楷，對晉唐法書尤為推崇，其中就有王獻之的《洛神賦十三行》。他說：“今所存十三行則姿狀蹁躚，興會豪舉，與大王書不類，未容便議褚柳，鑒裁之失也。此本雖無筆不收，亦已發露無余，多帶顏法，遂開蘇黃風氣。趙承旨謂《宣和書譜》中所收是唐人硬黃臨本，筆畫沉著，大乏韻勝，不敢以為真跡，卻有柳跋兩行者，豈此是耶，抑別為一本，值周膳部輩所摹耶，其雙鉤入石。纖細畢備，可謂至工，且屬初拓，去書在紙者不遠，此董宗伯所為往來于懷，每見諸他跋也。余從前過目者惟愛越州石氏所開，曾閱三四本，大抵拓時石已稍剜，比之美人遲暮，一段神采煥發奕奕照人，故當讓此三五少年時爾。”何焯對碑帖的鑒賞最后還是歸結于藝術的審美，這是一般學問考訂家所做不到的。在碑帖的考訂過程中，字口的肥與瘦在書法藝術實踐中占有很重的審美地位，這往往決定著一個時期的書風。這種考訂對于書法藝術創作不是無關痛癢的士人才子的興起之言。這個審美取向關系著一個書法家的藝術成就，繼而便會影響一個時期。康乾時期尚考證的學術風氣使書法的認識更加透徹和明晰，這是前所未有的。何焯在書法認識上涉獵相當廣泛，所書題跋碑帖并重，見地高妙。他善于發現書法中的毫微變化，比如在跋“潁上本”《黃庭經》中便發現近代以來所摹的《黃庭經》已是大部分失真，筆畫一律平順，無復向背往來之勢，“潁上本”《黃庭經》中橫畫處皆是仰勒平收，有如大字。這個小細節即道出了書法當中的“古意”，若是一味臨摹，不辨法帖之優劣，那么在書法學習研究過程中就會南轅北轍，愈走愈遠。何焯的書法研究與體味認知皆是從理性中來，并寓有感性認識，這使他的書法卓有成就。

　　何焯的小楷書作尤得晉唐風骨，溫文爾雅，從晉人風骨中來，又予之唐人膏腴，風骨中無尖削刻板之習氣，豐腴中能得唐人之風神。此處欣賞的《玉臺新詠集序》為紙本，縱24.8厘米，橫96.2厘米，現藏于天津博物館。何氏這件作品結字寬綽，深具古法，轉折處或圓潤行筆，或另起筑鋒，或用古法舂繼，這都是晉唐人的法脈。其中多字直取晉唐原帖，饒有古意。何焯小楷的面貌并不強烈，其性雖狷介耿直，但于小楷一道卻是工謹細膩，恪守古法。在館閣之中，書法能夠造化入微、超塵脫俗已實屬不易。有清一朝位居館閣的書家字體直入“四庫”，或以工穩實用見長，或以政化取向為風，這都很可能偏離了書法的核心，書家如果只是默守一部清代工具書謄寫者的身份，那么就會逐漸走向藝術的邊緣。

　　何焯(1661-1722)，字屺瞻，號義門，晚號茶仙，學者稱其“義門先生”，江蘇長洲(今蘇州)人。學問道古，精于版本，書法雋秀，深得晉唐，道器書品尤為康熙皇帝所重。所著有《義門讀書記》《義門題跋》傳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