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與評論家鮑棟在這篇特邀訪談中談及其對于策展中“文本中心”的不滿與警惕，對于目前在當代藝術界所盛行的“文本統治”式的策展方法提出了自己的批評，并嘗試尋找到可能的解決方案與出路。

　　當策展性，或者說，對藝術創作、生產、研究、評論與展示，即對整個藝術系統的自覺與積極把握的意識已經成為某種普遍共識的時候，策展的意義就需要重新思考與再次錨定了。正如我們越來越多的看到，藝術家的工作中已經包含了策展，策展也已經成為眾多機構工作的核心，而從學術討論活動，到出版計劃，甚至雜志的某一期專題，無不已經溶入了策展的意識與概念。當策展已經無處不在，人人都是策展人的時候，策展到底要干什么呢，又應該避免什么呢。這些問題需要在這個新的情境中獲得回答。

　　首先是要消除策展與整個藝術系統的距離，放棄那種虛假的“客觀”、“公正”的承諾，去除那種假設的藝術史研究的姿態，真正的投入到藝術生態系統具體環節的生產與再造中去。實際上，當策展人這一身份被塞曼自覺提出來，并被賦予積極行動的特征的時候，其預設的敵人就是那些美術館里的圍繞著藏品的藝術史研究者。而現在，當藝術史研究已經被推到了一種開放而臨界的狀態的時候，策展也已和這一傳統的對手達成和解，它們共同面對的是更大的敵人。

　　或許可以把這個敵人——更確切地說，一系列的敵人——叫做“文本中心”。但要提醒的是，“文本中心”不是指文字及寫作，而是那種把語義作為判斷的標準，把能指禁錮在所指上的認識及實踐方式。從最表層的到最難以察覺的，這些癥狀經常表現為：1、把策展簡單地變成一篇定義性及評判性的前言，一種極其虛假的“學術性”標簽。這是把藝術評論中不太好的積習直接搬進了策展，尤其是在中國，從80年代(甚至更早)建構起來的理論家、批評家的概念轉換為策展人身份的過程中，往往不能放棄那種總體化的評判者與定義者的姿態。2、隨之帶來的是癥狀是，策展被認為是一種藝術批評派生出來的實踐，其功能被認為是發現藝術現象、推動藝術潮流，并進而確定藝術話語。而展覽被認為僅僅是批評及理論觀念的例證，在這些情況中，策展大部分是畫蛇添足的，甚至常常成為了無效的甚至反作用的例子。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理論與策展之間的關系中。3、即使有著精致的展廳設計與能代表批評觀點的作品，但作品卻被文本化了，對作品的理解僅僅停留在語言闡釋中，換句話說，即使在三維的空間中，作品所呈現出來的依然是單線維度上的關聯。

　　最新出現的癥狀是，展覽變成了僅僅屬于策展人理念的作品，但完全脫離藝術生態系統，策展變成了一種在“知識景觀”內部相互競爭的事情。當策展性普遍溶入了整個藝術系統之中的時候，就像是所有的人都會開車，專職的駕駛員就應該消失了，但現在看到的是，駕駛員紛紛變成了職業賽車手，在各大國際跑道上競賽。雖不必然會，但經?？吹降慕Y果卻是，策展與藝術生態的現場不再有關聯，策展變成了一種——盡管有著啟示性角度的——作品研究，策展人又回到了藝術史研究者的狀態，雖然他們的作品不是一本書，而是一個展覽，但展覽只面對知識，也只是生產知識。觀眾獲得的是知識及觀念的樂趣，但不是激動。在今天，這已不僅是策展，更是當代藝術整個系統的麻煩。

　　作為對這種“文本統治”的回應，那么在今天，什么才是理想的策展呢？回答這個疑問比指出以上的問題要困難得多。但起碼，我們可以想像出一種朝向未知的，批判的面對藝術生態及制度的，基于藝術家，或者任何文化實踐者的，把理念結構于視覺與空間的，通過“看”來完成的，雖不排斥文本但無法被還原為一篇論文的展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