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猶記得，那場因第五屆成都雙年展所引發的中國當代藝術“第二城市”之爭是那么的轟轟烈烈。一個是資本新貴，一個是經濟老城，成都與上海這兩座歷來被看做是僅次于北京藝術城市卻在2011年陷入了關于誰才是真正“二”的城市之爭，在一番唇槍舌戰，你來我往之后，新貴依舊是新貴，而老城卻未顯老邁，一場沒有結果的戰爭在硝煙散去之后結束，沒有勝者也無敗軍。藝術城市“二”的爭奪依舊在繼續，就在眾人翹首以盼成都雙年展能再續輝煌，挑戰上海之時，一個又一個的重磅炸彈卻也環繞著成都雙年展而響起。

　　“物色·綿延”非起點

　　一切的爭端皆其于此。一個在時間意義上頗具紀念價值的年份，2011年恰逢成都雙年展十周歲生日，在如此重要的時刻必然需要更加精心的準備。似乎是抱著這樣的觀點，第五屆成都雙年展聘請了有著“資本掮客”美育的著名策展人呂澎擔任總策展人，并很快的確定了“物色·綿延”這一展覽主題，意在向世界傳達這樣一種訊息，即我們的世界是由心物構成的可見世界，我們提倡的現代田園城市是使這個世界朝著更加符合自然規律和人類要求發展的社會環境，“綿延”意味著人類文明在延續中的演變，其中更是對這個環境起著根本性作用的文化與藝術層面的提示與建設。 在這一主題之下，第五屆成都雙年展又分成了“溪山清遠：當代藝術展”、“謀斷有道：國際設計展”、“物我之境：國際建筑展”、“再現寫實：架上繪畫展”、特別邀請展以及精品劇(節)目展演和民間藝術等配套活動環節。在這樣的宏大基礎之上，本屆成都雙年展無論是在展覽形式上還是內容呈現方面都比往屆雙年展更為豐富全面，而萬余平方米的展出場地更是成為歷屆雙年展展出場地最大的一次。

　　說到第五屆成都雙年展的輝煌，自然也有必要全面了解下成都雙年展的由來與發展歷程。2001年創辦的“成都雙年展”是目前國內由民間資本出資運營最久的雙年展，最初的出資人與創辦人為鄧鴻，最初的自身定位為發展中國本土架上藝術。然而到了2011年，在大勢所趨之下“成都雙年展”的品牌轉嫁至成都市委宣傳部旗下，這也意味著其“民辦”身份的終結。由民辦到“官辦”，2011年的成都雙年展可謂是轉型后的首次亮相，而這一亮相的結果自然也需要驚世駭俗。據傳言，第五屆成都雙年展共投入資金3600萬元人民幣，而據前四屆雙年展的主席鄧鴻(成都雙年展的創辦人，也是前四屆成都雙年展的民間出資人)稱，前四屆成都雙年展一共投入了2000萬元人民幣。

　　藝術展覽本就是個燒錢的事情，而一座城市的雙年展所花費的資金更不是一筆小的數目。民間資本的投入歷來講究擲地有聲，錢要花在刀刃上，最終的結果要能聽得見、看的著、摸得到，甚至還希望能留得住。所以“吝嗇”一直是民辦藝術活動的傳統習慣，而“官辦”則不同，資金不缺，缺的是專業。于是乎，在轉型后的第五屆成都雙年展中，我們得以看到這樣的標語，即“政府主導、專業機構運作”。

　　且不論第五屆成都雙年展的學術水準到底有多高，至少他們有著向世界成功雙年展學習與借鑒的魄力，而設計展與建筑展的引入和獨立呈現就是很好的例證，當然音樂會與劇目表演的加入也多少有點城市自我宣傳的意思，這顯然是“政府介入藝術”后的必然結果。除了一些娛樂節目的加入，成都雙年展成功變身之后的另一個困境自然是其雙年展自身先鋒性的不復存在。藝術家與官辦藝術活動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已經不止一次的出現，不管是涉及藝術形態還是敏感語境的作品都有可能被拒之門外，而交涉的結果往往都是藝術在政治面前敗北。成都雙年展自然難以例外，這也就難怪很多游覽過成都雙年展的人大嘆其為“失去前衛性的雙年展”。

　　即將啟程卻又陷入沉寂

　　2012年9月26日，成都雙年展的組委會趕在上海雙年展揭幕之前宣布了第六屆成都雙年展的具體籌備工作，其中以成立第六屆成都雙年展學術委員會和公布的新一屆雙年展策展團隊名單最為耀眼。據資料顯示，第六屆成都雙年展學術委員會由藝術家周春芽擔任委員會主任，而上屆雙年展策展人呂澎以及建筑師劉家琨擔任副主任，而策展團隊則由何桂彥、付曉東、崔燦燦三位年輕策展人構成。

　　在公布的策展團隊中，最年長的何桂彥36歲，而最年輕的崔燦燦只有25歲，這樣的團隊構成也被冠上了“全球雙年展史上最年輕策展團隊”的美名。據上一屆成都雙年展策展人，也是本屆雙年展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呂澎稱：“選擇一個年輕的策展團隊是大勢所趨，我們一直在關注國內的年輕策展人，考察他們的想法、他們的工作內容和工作方式。我們也希望這個年輕的團隊能給我們帶來不一樣的新的思維方式。”作為“官辦”后的成都雙年展的出資方成都市委和宣傳部也在活動中承諾，“給予三位年輕策展人經費上的保證，策展人只需要做好展覽本身的工作。”

　　有了充足的資金和政府的鼎力支持，按說第六屆的成都雙年展只會比以前更為輝煌、更為耀眼，然而在去年這場發布會上所宣布的將在隨后的兩個月內公布的雙年展的主題和展覽方案。然而數個月的時間過去了，我們等來的不是雙年展史無前例的前期宣傳，也沒有具體的雙年展方案，而是一片寂靜。

　　沉靜可能是暴風雨來臨前的征兆，也有可能是胎死腹中的悲哀。猶記得呂澎在第六屆成都雙年展新聞發布會上的那段話，“第六屆(成都雙年展)的總體預算是多少現在我還不知道，但相比往屆，這次的投入只會多不會少。從全國來看，不管是深圳建筑雙年展、上海雙年展、北京的一些展覽，他們的資金都趕不上成都。這一方面是因為成都市政府支持力度大，另一方面也是成都藝術氛圍好，有更多的民間投入。”

　　正是這段豪氣干云的話語讓很多人對于即將開始的第六屆成都雙年展抱有著無限大的幻想。然而，世事無常，造化總喜弄人，在看似毫無資金壓力下的第六屆成都雙年展卻在距離開幕不足5個月的時間時陷入了漫長的沉寂。這種長時間的沉寂不僅對滿心期待的關注者是一種煎熬，對于已經確定的策展團隊而言更是一份難言的無奈。

　　換人，一切都在等待

　　前不久剛剛閉幕的“兩會”以及在去年召開的黨的“十八大”都給我們帶來了很多驚喜，新的領導團隊登臺以及政策的改變也都讓很多人歡欣鼓舞，然而這樣的變動對于已經整裝待發的成都雙年展而言卻并沒有那么“美好”。

　　由于成都雙年展在2011年由“民辦”改為“官辦”，在被納入到成都市委宣傳部旗下之后的弊端也在這次的人事變動之后顯露無疑。最初做出資金充足承諾的負責人在領導換屆之后發生了變動，而這樣的表動所給成都雙年展帶來的直接后果將是新一輪磨合期的到來，而這一磨合期的長短以及順利程度也都將直接影響第六屆成都雙年展的具體進程。

　　據第六屆成都雙年展策展人之一的何桂彥稱，“策展團隊設立的初衷就是對于雙年展本身展覽的負責，不涉及展覽資金的募集。但目前的狀況卻是在領導變動之后對于雙年展的支持程度發生了變化，到目前為止，我們依舊在等待新領導對于本屆雙年展的最終決定。”

　　曾幾何時，當有人問及通過類似理事會的學術委員會和資金運營機構——藝術基金會的常態化能否讓策展人不再受資金的困擾？深諳資本經營之道的呂彭回答道：“這個還不好說，因為現在基金會也才開始運作，機制也不是很成熟。”眾所周知，能夠憑借自身盈利的雙年展在國內幾乎沒有，而雙年展本身的延續性以及特殊性也決定了其正常運作所需要的持續的資金投入，有著多年策展經歷的邱志杰就曾向上海雙年展組委會建議成立雙年展的理事會和基金會，希望能從制度上保證雙年展在學術品位和資金支持上的穩定投入。這樣的建議無疑對雙年展持續存在的極好保證，但由于國內雙年展甚至是整個藝術制度的不健全，這樣的聲音也只能停留于建議層面而很難得以實現，更不用說成為一種被推而廣之的制度而存在。

　　原本成都雙年展的成功讓很多人看到了國內雙年展發展的希望，但在一紙調任之后的接棒人卻讓這樣希望變得渺茫。這也難怪何桂彥會發出這樣的感嘆，“威尼斯雙年展歷時百年，中間變更的領導不知何幾，但威尼斯雙年展卻仍舊屹立至今。反觀國內的雙年展，即便聲勢再浩大，前景再美好，終究敵不過制度的缺失和對文化的漠視。”

　　藝術與體制，老話確需重提

　　不管是文化還是藝術終究是弱勢群體的一類。在強大的體制面前，藝術的自由性與自主性只能是附屬品而供我們自娛自樂。